资料图片：1959年周恩来视察南开大学时在图书馆与师生亲切交谈
□薛进文
作为担负重要职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不仅为我国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等各领域事业作出了奠基性的卓越贡献，而且对我国教育文化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这里简要谈谈他对母校南开大学的关怀，以及对高等教育的关心，从中学习体会周恩来的文化教育思想，增强我们办好高等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信心决心。
第一，满怀深情对待南开师友。众所周知，周恩来是南开校友的杰出代表。青年时期，他怀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理想，在南开经历了中学和大学生活，是南开大学文科第一期学生。20年代旅欧期间，周恩来始终与严修、张伯苓等南开先贤保持通信联系，与旅欧南开同学保持紧密联络，并积极推动留欧南开同学会的成立，曾被推选为南开同学会法国干事。在新中国建立前，尽管时局动荡、工作繁忙，周恩来始终积极参加母校的有关活动，譬如：向南开师生发表“抗战救国与南开精神”演讲、观看南开剧社演出、出席南开校友聚会、支持出版张伯苓教育言论集，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如既往关心南开大学和南开师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教育事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1949年10月1日，南开大学教授杨石先受邀出席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总理特地向毛主席介绍了杨石先，说“这是教育界的代表、南开大学负责人、老科学家杨石先同志”，毛主席紧紧握住杨石先的手说：“你在教育工作岗位上付出了多年的辛勤劳动。”这件事，让南开师生深受感动、倍受鼓舞。
1950年春，张伯苓向周恩来表示希望返回北方。周总理不仅派专人到机场迎接，还指示政务院作好接待准备。张伯苓抵京后，他立即前往问候，嘘寒问暖，还动员张伯苓的在京旧友前来叙谈，打消大家对张当过国民政府高官的顾虑。张伯苓因此十分感佩，曾对亲友说：“我活了七十多岁，与政府高级官员谈话，还没有一个人像周恩来那样推心置腹。”1951年张伯苓先生去世后，周恩来亲赴天津张宅吊唁，中肯评价了张伯苓献身教育的一生，深情地指出：“张校长办教育这么多年，确实是有贡献的，咱们都是他的学生”。周恩来还特别关心张伯苓遗属的生活，1961年困难时期，他把自己的高干购物证和500元钱送给张伯苓夫人，并嘱天津市政府多加关照，直到张夫人去世。
五六十年代，周恩来多次接见杨石先、滕维藻等南开教师，叮嘱杨石先处理好教学科研与行政事务的矛盾；他还自己掏钱在天津邀请一些南开老同学吃饭，席间，勉励在天津图书馆和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黄钰生、冯文潜做好工作、保存好文献资料，鼓励严氏后人严仁曾编写严修年谱，体现了对南开故旧的情谊和对图书文化事业的关心。“文革”期间，南开园遭受劫难，教师干部受到严重冲击，周恩来特意嘱托天津市委书记，称“南开大学杨石先这些同志是搞科学研究的，要关心保护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周恩来仍牵挂南开师生。1975年1月，他抱病接见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的天津代表，尤其对来自南开的杨石先很熟悉，甚至记得杨的年龄，他对杨石先说：“我的病已经大有好转，基本控制住了。回校后，要代我向南开大学的同志们问好，将来有机会我还是要回到南开看望大家的”。这是周恩来留给母校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作为总理三次视察母校。在周恩来担任总理的26年间，18次莅临天津视察，其中3次回到母校南开大学，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对南开、对高等教育的关心。
1951年2月24日，在吊唁张伯苓后，周恩来参观了南开大学机械系实习工厂，看到同学们熟练地加工金属器件，他高兴地说，新中国成立了，你们是幸福的，你们现在的学习条件比我们过去好多了，要努力学习，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
1957年4月10日，周恩来陪同波兰政府代表团访问南开大学，对南开师生的讲话中他谈到：“在你们面前的是另一种性质的困难，跟过去革命时期的困难不同，是建设中的困难。因此，你们的责任，应该说比我们重大，比我们艰巨。如果我们老一辈的人要告诉你们一些经验的话，那就是你们要比我们更能够艰苦奋斗，更能够克服困难，更有能力寻求新的知识，增加新的知识。你们要能够比我们更好地创造未来的新世纪，使它能够不断地前进。”这些话给南开师生以巨大鼓舞。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偕邓颖超回母校视察，从上午9点多到下午6点，几乎走遍南开园每个角落，听取学校负责人汇报，与师生亲切交谈，深入实验室、教室、图书馆、研究所调研，走进食堂用自己的钱买最便宜的饭菜用餐，还向全校师生发表重要讲话，给南开人留下了永不泯灭的印象。
第三，结合南开大学发展，作出许多对高等教育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重要指示。作为校友，周恩来深情地关心南开发展；作为领导人，他高瞻远瞩地对南开给予关怀指导，特别是他1959年第三次视察时就南开大学工作的许多指示，对我国高等教育有着普遍指导意义。譬如，他关心南开大学的教育质量。当听到南开的招生录取安排对生源质量有影响时，立即要求教育部了解情况、予以改正。针对当时高校的大办快上风气，他告诫南开要正确处理办学规模和速度问题，指出：办好一个大学，学生人数不宜太多，而且大学规模也不宜太大，质量才能保持。还指出：“这个南开在新时代，有新的校风，有新的教学特点，要保证质量，真正能够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将来共产主义服务。”
他关心南开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勉励大家刻苦攻读，勇攀科学高峰，强调“应该在青年中提倡讲建设、讲积累、讲贡献”，“不能提倡讲享乐、讲消费”。他仔细翻阅学生的读书笔记，询问每周上多少课、每天时间如何分配、科研小组有多少人参加，并认真纠正外文系同学的朗读发音，要求同学们打好外语基本功。他深入学生宿舍，亲自检查被褥的薄厚，查看寝室灯光亮度，指出：学生宿舍条件应当逐步改善，先做到每屋住6个人，第二步达到住4个人。他还登上图书馆楼顶，俯瞰运动场上学生们的体育活动，要求关心青年学生健康成长，让同学们注意劳逸结合。
他鼓励南开重视产学研结合。在参观南开化学系、物理系时，详细了解有关科研方向、科研课题、校办工厂等情况，着重指出要重视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同时科研工作要与生产结合起来，为生产服务，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理论联系实际。他还敏锐地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是主导方面，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这个主导方向不能动摇，这个方向不能变。后来，在周恩来和聂荣臻的关怀下，南开建立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应用化学研究专门机构——元素有机化学所。
他关心南开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在视察经济研究所时，与科研人员谈心，鼓励大家要多下去，多调查研究，更多地收集材料。他还对解放前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科研工作给予肯定，并指出不仅要研究国内经济问题，还要加强对英、美等国经济状况的研究，同时要重视经济数据统计分析。
周恩来的上述指示，是对南开大学的希望，也是对全国高等教育的要求，体现了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与他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思考和部署是一脉相承、紧密联系的，属于周恩来文化教育思想的一部分。由南开这个“点”扩大到全国这个“面”，周恩来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关怀，还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初步确立了高等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51年，在政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他就反复强调要大力培养建设人才。他认为，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因素；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教育事业，对整个国家建设具有举足轻重地位。
二是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优秀人才培养。50年代中期，他提出把高校办成“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基地”和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要求纠正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改变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状况。1957年6月，他指出高校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资料完备、信息畅通，是我国一支非常重要的科研力量。高校科研重点在基础理论方面，要开拓新的科学技术领域，提出新思想，创建新理论，开展新发明、新创造。
三是强调推进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1964年12月，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方针，强调“三结合”的目标是提高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培养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围绕国家建设，科研工作要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服务，教学工作要根据经济和科技发展不断更新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生产企业也要同科研单位、高等学校建立紧密的联系。
四是重视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他提出，要抓紧教学为中心的改革，并进行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用集中管理的体制来抓好教育，调动地方和学校办学的积极性，提高办学效益。他认为，在抓高教改革的同时，一定要使质量得到同步提高。1953年，他严肃批评院系调整中的“好大喜功、不求质量”现象，指出“单纯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盲目冒进的做法是不对的”。他还说，如果“不断地增加数量，那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会降低质量，那就不是办教育的正确方针”，必须“特别注意教育质量，提高教育质量，这是我们目前的主要问题”。
应当说，这些思想实践，对促进我国教育文化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时至今日依然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积极指导意义，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继承、弘扬。在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教育发展目标。要把这一托举“中国梦”的“教育梦”变成现实，需要高教工作者持之以恒地接续奋斗。作为周恩来的母校，南开大学将牢记周总理的殷切教导和期望，按照十八大的部署要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用周恩来的伟大思想和崇高精神熏陶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者为南开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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