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栋梁
北洋政府时期，他不满社会黑暗，17岁便带着改造中国的激情和朦胧理想，弃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投入到打倒北洋军阀的战斗中。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3000万同胞在日寇铁蹄下呻吟，他义愤填膺抨击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组织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到京城抗议。
在“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毅然放下大学教鞭，参加八路军，走上抗日最前线，然而突如其来的事件改变了人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又迫使他作出了离开八路军总部的痛苦选择。
置身国统区而矢志不渝，在极其复杂的艰苦环境下，他掩护革命同志，积极参加并组织反蒋、反独裁的民主运动。
后半生他名高位重，却愈加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三省其身以期求完美，活得紧张充实，也很沉重。
他毕生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从一位有血性的民族主义者和有良知的民主主义者而成长为一名革命者，同时又是一位学贯中西、德高望重、桃李满园的大学者。
和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一样，他从满清封建社会坍塌的废墟上艰难地走来，亲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和大浪淘沙，毕生求索，奋斗不息，谱写了传奇般璀璨的人生乐章。
他，就是吴廷璆先生。
一、振兴中华之毕生求索
吴廷璆(1910-2003)，又名默健、曼泉。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杭州一公务员家庭。
先生少时多不幸。幼年丧父、少年丧母。不满1岁时，父亲抛下妻儿撒手人寰，其时吴廷璆之胞妹尚在母腹之中。寄居在姑母家中的母子3人，生活艰苦但不累孩子教育。先生4岁识字，6岁入学堂。9岁时，母病故，兄妹移至叔父家寄养。叔父中过举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辛亥革命后曾担任祁阳县县长。其时，叔父因不满官场腐败，对社会悲观失望，意志消沉而辞职还乡。不久，家境逐渐败落，最后靠典当借债度日。然而，叔父对爱侄的教育格外用心，亲授说文解字、古诗、楚辞等，强命熟记六书之法则。13岁时，先生考入两浙盐务中学，因多门课程系英语授课，外语水平突进。中小学教育和严厉的家学，为他日后的学术发展和造诣打下了坚实基础。
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共合作大举北伐，大批青年怀着改造中国的满腔热血投入革命。然而，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事变”叛变革命，国共分道扬镳，中国前途复为一片阴云笼罩。
1927年7月，先生中学毕业，在对国共反目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毅然加入北伐军，先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先遣军司令部(总司令李明扬)政治部担任宣传工作，不久转到新成立的长江要塞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1927年10月至翌年6月，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五方面军(军长岳维峻)总指挥部秘书处任书记官。然而，旧军队军纪涣散，贪污成风，欺压百姓，滥杀无辜，面对触目惊心的现实，先生愤然而无能为力，遂心灰意冷，在部队从豫西开往安徽途经京汉路时成功逃脱，只身来到上海。
先生投军报国无望，决意再入学门，实现少时的大学梦想。时上海各校招生结束，唯持志大学还在招生，遂暂且就学，1928年底则赴北平专心复习，1929年7月考入北大史学系兼修日本文学。
北大是科学的圣地，思想的殿堂。在傅斯年、陈受颐、蒋廷黼、钱穆等学术权威云集的史学系，先生的史学研究功力日进，而法学院教授许德珩、陈启修讲授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更令先生激情勃发无以自制。此间，先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两个策略”等马列著作，在《北平晨报》副刊上发表高尔基、契诃夫等进步小说的翻译作品，结识了一批进步同学，初步树立了改造社会必须打倒整个剥削阶级的世界观。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举国群情激愤。反帝大同盟成立后，先生积极参加北大支部的活动，随后成为中共北京市委秘密领导的“抗日救国十人团”成员。其时，北平各高校学生掀起的敦促南京政府抗日的“请愿”活动声势浩大，但在国民党控制的北大学生会及北平市学联的干扰破坏下未能取得成果。为此，北大学生于1931年12月1日召开全校大会，推翻校学生会，成立“非常学生会”并推举先生为副主席。次日，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首批人员强行登上闷罐列车南下，到达南京后，先生和千家驹作为学生代表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申明抗日主张。第二批北大同学抵宁后，卫戍司令部下达禁止游行示威命令，北大示威团400余学生遂公推先生与张勃川前往司令部交涉。吴、张二人到司令部后即被逮捕并严加审问，而后与其他被扣押在孝陵卫的同学一起展开绝食斗争。被强制押返北平后，非常学生会控制的《北大新闻》(三日刊)出版了“北大一二五示威运动”专辑，其中的“卫戍司令部之夜”一文系先生手笔。后来，这一斗争经历被杨沫撰写小说《青春之歌》时选作素材。
南京示威斗争结束后，校内进步学生与托派学生间的斗争趋于白热化，进步学生接连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生处境危险。1932年9至12月，经旧友帮助，先生到西安躲避，并为省立一中讲授国语和英文，而在听课的学生中，却有一个抗战时当了汉奸而令先生蒙辱的吉思恭。
1932年底，先生因参加迎接红四方面军北上运动而被西安当局打入逮捕黑名单，所幸事前得到友人通知，匆匆逃回北大。时值北大学生反蒋驱胡（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斗争升级，先生与其他进步学生闯入校长室，要求校长下台。事后，校当局开除7名学生，宪兵三团亦开始抓捕激进分子，先生处境危急。翌年1月，承同乡师长范文澜提供旅费资助，先生告别北大，乘船奔赴东瀛。
1933年春，先生如愿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潜心钻研学问，并在东洋史学者羽田亨教授指导下完成题为《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的毕业学位论文。1936年春回国，同年8月，经范文澜、马衡推荐，受聘山东大学（青岛）任国文系讲师，教授历史。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八一三事变”后，抗战全面展开。本拟转赴河南大学任教的先生放下教鞭，在南京获得八路军办事处代表叶剑英将军开具的介绍信，辗转赶到五台山东茹村八路军总部，被分配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更名为“默健”，主要从事翻译敌军文件、审讯和教育俘虏、瓦解敌军的政治宣传等工作。在朱德、任弼时、左权等首长所在的八路军总部工作的幸福感，解放区官兵平等、军民团结的美好景象，让先生真切地感觉“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那段“生活愉快”、“工作也积极”的时光里，先生的工作得到了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将军的高度肯定：“积极热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能吃苦耐劳”，“很难得”。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8年春某一天，先生无意间在《新华日报》（汉口版）上看到一篇署名文章，上面赫然写着“汉奸吉思恭”几个大字。再读下去，更让他心惊肉跳。文中说，吉1936年加入汉奸组织“太极团”，为日军提供情报，还冒充八路军干部骗奸去延安的女青年，吹嘘经济上有东京帝大朋友吴廷璆支持云云。吉某牵连到先生的供述纯属子虚乌有。先生愤然，即向总政宣传部领导说明情况，要求报社立作更正启事，领导亦表示赞同，但更正消息始终未见报端。此后一年多时间里，组织上并未追究此事，先生工作如旧且愈加勤恳，但巨大思想压力却不可化解，尤其在党员举行活动时，一直希望早日入党的先生向隅孤伶，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遂屡次申请下连队工作。1939年11月，应范文澜的要求，傅钟主任亲自批准先生调离八路军总部赴鄂北豫南地区协助范文澜开展抗日工作。“和群众多联系！”行前傅钟将军的这句勉励，让先生终身难忘。事后不久，将军接到中央调先生去延安工作的电令，但为时已晚，历史开了个无情的玩笑！
战时形势瞬息万变。为安全起见，先生只能绕道西安前往范文澜处。到西安后，获悉范所在区域沦陷，且范向延安转移途中已被国民党胡宗南部逮捕，遂决定留在西安展开营救。其时为生活计，先在旧友王捷三帮助下谋得陕西省教育厅秘书(后为编审)一职。1941年9月被征调到国民党中央干部训练四团任训育干事后不久，即因有“八路经历”而处于被监视状态。其间，先生为营救范老多方斡旋，积极参加民主政团同盟西北支部活动，还掩护范文澜家属、中共党员李续纲等安全到达了延安。
1942年8月至1944年7月，先生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在1943至1944年的一个学年中，兼任了燕京大学(成都)历史系教授。1944年8月至1949年10月，担任武汉大学(四川乐山，1946年迁回武昌)历史系教授，此间积极参加反蒋反独裁的民主运动，是杜斌丞、李相符、马哲民等领导的“唯民社”(民盟的前身)骨干成员，还与许德珩等共同发起成立民主与科学社(后改称“九三学社”)，参加中共武汉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武汉解放后，担任了武大校务委员、生产管理委员会主席等职。
1949年10月，因范文澜力荐，先生由武大调到南开大学任教，直到1995年以85岁高龄离休。在此期间于1979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梦想。
在长达46年的时间里，先生除了研究和讲授历史的本职工作外，承担了大量重要的社会工作，其校内职务有校务委员会委员及学术委员会委员，校总务长，《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校外学术职务有《历史教学》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及亚洲史卷负责人，河北省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天津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历史组)，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前称研究会)首任会长；社会兼职有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天津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第5届全国政协委员，第6、7届全国政协常委等。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2003年12月3日14时，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天津市总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二、史学研究之成就斐然
吴廷璆先生学识渊博，尤其在东西交通史、亚洲史和日本史研究领域造诣深厚，其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见解，在中外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从而确立了史学大家的地位。
先生治史，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其踏上史学研究之路系出于“个人志趣”，亦是“时代社会要求”使然。20世纪30年代中期先生撰写首篇学术论文时，选择了汉代的西域经贸关系课题，其出发点是“尽管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已经多年，但在诸如中国如何通过对外交往能使本国富强起来，怎样才能在同外国进行自主、平等、互利的交往过程中，逐步使自己融入现代国际社会等许多根本性问题上，都尚未解决。所以，便希冀从过去中西交通的历史发展中，去找寻其规律和获得启示。以后，研究的兴趣遂一发而不可止”。
1936年的中国，东北沦陷有年，华北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也陷入空前危机，然而，一些文人墨客却还在乐此不疲地讨论中国文化如何为外国所欣赏。面对此景，刚从京都帝大毕业返回祖国的先生无法沉默，他奋笔疾书，在《益世报》上发表《“中国学”之世界的兴趣》。该文旁征博引，推古论今，依据详实资料分析了近代以来西方及日本日益高涨的“中国学”研究热现象，并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问题的实质，显示了卓越的见识和勇气。文章的结论是：随着国际关系的日益密切，世界对中国及中国学问的关切不足为怪，但是，“当我们一部分人还以为人家是抱了满腔好感在‘崇拜’、‘提倡’中国文化的时候，不妨更注意一下，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殖民地政策的研究，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有什么区别？”“关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学问，谁具好感，谁怀恶意的问题，似乎常为中外学者所议论，见解不同，但他们研究上所必须有的史观，和他们所用的方法，则毫不掩饰地把他们的真心告白给了世人。”
中西交通史是先生毕生矢志不渝、潜心专研的学问领域，其早期研究成果有《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和《古代中国、希腊文化接触之研究》等论文。
《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是先生在日本京都帝大史学科的毕业学位论文、踏入史学殿堂的处女作。这篇长达5万字的作品，以中国古典文献记载的史料为依据，以西方国家及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为参考，逐次阐述了西汉初期商业资本的状况、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汉武帝的西部开发政策及西域国际贸易的景况。论文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把握及研究路径的设计颇为老到，而关于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塔里木盆地商队、民族间贸易的范围、交易形式与商品种类等具体史实的考证，细致入微，尽显超凡才气。
《隋唐时期日本与中国文化》、《隋唐时代扬州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从日本考古学论徐福的东渡》等，均是先生在耄耋之年发表的力作，仅此一点，也足令我等晚辈后学汗颜。
《隋唐时期日本与中国文化》一文，阐述了日本吸收隋唐文化的历史背景，进而从典章制度、政府机构、土地制度、军事组织、户籍管理、国土规划、货币与度量衡、教育、历史编纂、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不同层面入手，深入考察了日本如何引进、消化中国文明并进而日本化的问题。毋容置疑，没有全面而厚重的知识积累，是无法结出这样的学术硕果的。重要的是，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处在继续前行还是收缩调整的关键时刻，而从这篇论文中，不难体察先生敏锐的时代意识和良苦匠心。
先生是学界的常青树，其《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在权威学术期刊《历史研究》上发表时，已是85岁高龄。这篇论文，洋洋洒洒3万余字，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政治经济的往来一定带来文化上的交流”，以及“交通路线的开辟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化是借人通过交通而从甲地传到乙地的，佛教也不例外”的视角出发，以大量信史资料为依据，向佛教经由西域传入中国这一学界成说提出正面挑战。论文指出，佛教“至迟在后汉初年即汉光武帝之子楚王英信佛之前就由海路传入江阴”，由于“事实上汉代与印度海上交通早于陆上交通”，故佛教通过海路传入中国先于陆路。这一新的论断无疑对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而文中关于“佛教与商人结伴而行”、“哪里有印度或中亚的商人，哪里就有佛教，佛教藉着商人传到国外”等规律性的总结，更是堪称精辟而发人深省。
日本史是先生的又一重点研究领域，在大化改新、明治维新等关乎日本历史转折的重大问题上，先生的研究独树一帜，其创新性观点影响了我国史学界的几代人，并对日本、苏联、朝鲜等国际学界产生了影响。
1955年，先生在《南开大学学报》发表的《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大化改新封建说”。论文指出：“大化改新以前的日本社会既非单纯的氏族社会，也不是奴隶社会，而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大化改新的结果，日本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旧的族长贵族的统治崩溃了，部曲民脱离了豪族的支配。从农村公社关系中游离出来的公民――氏人同部曲民一道变成了班田农民。”“另一方面，由于班田法的实施，天皇成为最高的封建领主，官僚贵族们又用各种形式取得了自己的土地，法令把农民紧紧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成为农奴，这却说明了日本古代社会已从家长氏族制过渡到封建制了。”由于“中国高度发展的封建制从各方面不断刺激着日本社会，终于使日本古代社会越过了奴隶制而走向封建制度”，“自上而下的大化改新，促成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形成”。这一论断，使我国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大化改新性质及日本历史分期问题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封建说”得到学界主流的普遍认可。
1964年，先生在《南开大学学报》上发表《明治维新与维新政权》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以革命与改革的“两点论”，论证了明治维新是“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文章指出，在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双重压力下开展的明治维新运动，由于没有新兴资产阶级的领导，被分为两步，其第一阶段的革命以倒幕派领导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推翻德川封建领主制、解放农奴、建立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而告结束；第二阶段因倒幕派背弃革命而变成地主资产阶级的改革。明治维新通过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推翻了幕府，废除了封建领主的农奴制，发展了资本主义，但半封建的地主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它和资本家一起推行对内剥削压迫、对外扩张侵略的政策。维新后的日本历史证明，明治政权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所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以完成的。
1982年，先生与武安隆合作发表《明治维新与资产阶级革命》一文，进一步论证了后进国家中“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文章指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把封建因素完全打扫干净，因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极其罕见的。明治维新由于幕末革命形势的出现，通过国内战争推翻了封建领主制度，实现了政权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之间的转移，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而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征和社会经济内容。文章的结论是：“明治维新完全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为了说明它的特点以区别于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称它为‘后进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能更妥切一些，因为明治维新之有异于西方先进国家的革命，几乎全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进性所造成的。”
三、学科建设之大家风范
师者，以教书育人为基本。良师之授业精到，概因研究方面有所建树。而大师或大家之“大”，则在于德、才、识三者拔萃。
吴廷璆先生从教60年，开设了亚洲史、中西交通史、日本史、明治维新史、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等专题课程，受益学子非止万千！其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先生亲自指导下取得日本史研究方向硕士或博士学位者不下几十人。若将先生的弟子们口传心授培养的研究生包括在内，则先生之一脉传承弟子当以几何方式乘算。如今，中国的日本史学界乃至整个日本学研究界，“南开”出身者遍布各地，“南开流”朴素坚实的学风及其日本研究成果，在学界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南开日研”已成为国内认可、国际有知名度的“品牌”。
先生的大家风范，不只在于出色的个人授课和研究，更在于构建新中国史学体系的奠基之功，以及建立并统领团队开展大型课题研究的非凡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亟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清除旧思想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构建崭新的学科体系。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界曾围绕如何建立科学的世界史研究体系问题展开讨论，先生在多种场合阐述了主张，其中在《光明日报》上连载的论文《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理论上高屋建瓴，实践上颇具操作性，因而在中苏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论文指出：比起自然科学来，历史成为科学显然是晚了，而历史却向我们提出了庄严的任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重新评价和总结人类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因为由剥削阶级造成的阻碍科学发展的因素被扫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要求全面发展科学，也为科学的全面发展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为历史科学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
对于我国世界史研究的现状和问题，论文尖锐地指出：不但许多重大问题还未接触到，就是已经提出的问题也有不少处在不能解决或展开讨论的状态。例如世界史的体系问题，奴隶制度的类型问题，城市的起源问题，东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与宗教的问题，亚洲各国的历史分期问题，以及东西方国家某些人民起义和革命性质问题等。现在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所遇到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编写一部高等学校世界史教材，而要编好这部教材，就要本着不破不立的精神，建立一个新的科学体系。
论文认为，科学体系反映一定的世界观，而社会科学要为社会服务。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原则上必须打破欧洲中心论，坚持整体的世界史研究。论文强调指出：“人类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的历史应该是全面的，即使是我国人写的世界史，也不宜因与本国史分工而将中国部分完全略去不提。抽出了中国显然不能对世界史有全面的认识。有人因为反对欧洲中心论而主张建立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我看也没有必要。”“以地区作中心的世界史，无论它从何种愿望出发，都是不科学的，在方法论上也是错误的。”“世界史是要把人类社会作为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进行具体研究。”
基于上述观点，论文提出了一个建立世界史新体系的方案，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将世界史分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曰原始、古代、中世、近代、现代5个阶段，采用综合年代法，叙述每个时代总的特征和各国人民的具体历史。分期的基本原则是将最先进的国家进入社会发展新阶段作为一个时代的起点，同时兼顾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性，在世界史的撰写中采取灵活方法处理疑难问题，如对于朝鲜、越南、印尼等古代史分期问题尚未解决的国家，可将其封建社会前的历史部分地放在封建社会中叙述，亦可将非洲、美洲、澳洲等许多国家的早期历史放在近代乃至现代史中叙述等。
论文的结论是：“这样的体系，既阐明了世界历史的一致性和多样性，也指出了历史上新的、前进的东西和旧的、没落的东西，鲜明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各国人民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从而大大地发挥了世界历史的战斗作用，从根本上打破了欧洲中心说的世界史体系，保证了世界史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温这一奠基性的论述时，不禁为先生当年的真知灼见所感叹。事实上，当时学者们正在尝试撰写一部体现新中国特色的世界史教材，先生亦是其亚洲中古史部分的执笔者之一，四卷本《世界通史》是在先生论文发表后的第2年问世的。由此推知，先生在首部世界通史付梓前发表这样的论文，表现了对我国世界史研究现状的忧虑，以及对意识形态上深受苏联影响、写作体例上将中国“开除球籍”等做法的不满。毫无疑问，这篇论文对其后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总思路和学科建设的方向是具有指导意义的。论文发表30年后，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出版，这部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特点的新教材，终于为中国及其他“被忽略了的”国家和民族安排了应有的历史位置。
敦煌壁画铭刻着古代中西民族交流的足迹，它作为我国的文化瑰宝，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进展缓慢，对此先生甚为不安。1981年4月，先生在日本求学时的同窗契友、日本学者藤枝晃来到南开，为我国专业研究人员举行“敦煌学”专题讲座。先生主持开讲式时，一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震惊四座，激发了我国学者的研究热情和责任感，也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近30年来我国敦煌学研究的长足进步和政府投入的加大，与先生当年的大力呼吁不无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在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团队建设以及组织开展大型课题研究方面，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在南开大学，他担任历史系领导(主任及副主任)17年、校总务长2年、校科委副主任4年、《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11年、历史研究所所长6年，同时担任《历史教学》总编40余年，是国务院第一届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日本史学会(前称研究会)首任会长，为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天，1964年由国务院批准、先生亲手创建的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室，业已成长壮大为我国高校惟一的院级国别问题综合性实体研究机构――日本研究院。
大型课题的研究需要一支团队，而组织统领团队的旗手应是德才兼备的大家。先生的特殊贡献在于：聚学界英才于麾下，主持完成《中国大百科全书》亚洲史卷及新中国成立后由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大型日本通史类著作《日本史》。
《日本史》系先生领衔、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室和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的10余位学者合作完成的成果。该书的写作于1975年启动，1994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历时20年。在这部洋洋百万字的大作中，先生不仅亲手撰写了第1卷第9至14章，还对全书进行了最后把关。不难想象，要从古代到当代，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所有层面综合把握2000多年的日本历史，并着力体现出中国学者的立场和观点，谈何容易！笔者1983年起在先生手下工作，目睹了先生夜以继日、字斟句酌审改书稿的艰辛。值得欣慰的是，这部由我国学者撰写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日本通史著作，出版后颇受好评，一再重印，并已成为专业研究者的必读之作。
先生逝矣，然先生的宝贵精神财富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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