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家老舍、戏剧家曹禺
曾合写过一首诗：
“知道有个中国的，
便也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
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人谁不知：
南开有位张校长？”
今天（2026年4月5日）
正是这位“张校长”
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
诞辰150周年的日子
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字伯苓。他与严修先生共同开创了南开的教育事业
2026年4月3日
“缅怀先贤功绩 赓续南开精神”
纪念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校长
诞辰150周年大会
在南开中学隆重举行
2026年4月4日
“世界·中国·南开”主题纪念活动
在天津东马路青年会旧址举行
全国多地的各界人士齐聚一堂
共同缅怀张伯苓先生爱国兴学的事迹
今天
我们再回首张伯苓创办南开的往事
重温先生思想
缅怀致敬张伯苓先生
张伯苓（1876-1951），原名寿春，字伯苓，后以其字行世，天津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桑代克等人。
张伯苓的一生历经清末、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他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人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1951年2月23日下午，张伯苓在津溘然长逝。他留遗嘱说，新中国有光明远景。人们发现他的遗物是七元四角钱和两张戏票，但给中国留下的遗产却无法计算。
弃武从文投身教育
张伯苓生于天津，从小便有振兴国家的远大志向，1889年，13岁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航海。
张伯苓被分到驾驶班，专门学习轮船驾驶。在这5年中，张伯苓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优异，进入北洋水师舰队。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惨败，18岁的张伯苓参加了这场战争。1898年，张伯苓在威海亲历“国帜三易”。“自强之道，端在教育”。那一刻，他决心弃戎从教。
张伯苓退役从教的这一年，遇到了刚刚开始在家开私塾的晚清大儒、爱国教育家严修。这两个人的相遇，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会面。当时严修的私塾只有6名弟子，虽是私塾，但只有半天教四书五经，还有半天教的是西学。严修最早只是想请张伯苓当英语老师，但后来发现，张伯苓擅长的远远不止英语，后来就聘他做教整个西学的老师。
张伯苓于1903年、1904年两度东渡日本考察。1904年，他与严修先生一同赴日归国后，坚定办学志向，决定将严氏家馆和王氏家馆合并为“私立敬业中学堂”。1907年，学校迁至“南开洼”，因地名改称“私立南开中学堂”。1912年10月改名为“南开学校”。晚清废除科举制后，学子们纷纷投入新式学校，但是当时国内大学匮乏，创办大学成为严修、张伯苓的夙愿，“其动机同起于甲午之败。其目的同在于求中国民族之自存”。他们深感“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殊不足以应国家社会之所求”，而创办大学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为了培养人才，他们决定创办南开大学。
赴美考察期间，张伯苓（前排右一）与严修（前排居中）、孙凤藻（前排左一）等合影
于是，严修与张伯苓先后赴美国考察大学建设，张伯苓入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教育。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他把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做了对比，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
在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下，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先后创办成功的激励下，1923年，张伯苓在严修的支持下创立南开女中；1928年，南开小学正式成立；1936年创办重庆南开中学，后又接办自贡蜀光中学，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爱国”成为他办学的首要宗旨
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晚清一代的教育家个个胸怀教育救国的理想，张伯苓心中的救国梦尤为强烈，他一直冲在爱国救亡运动的前线。
“爱国”成为他办学的首要宗旨，张伯苓反对只空喊口号而不做实际工作的所谓“爱国”，主张把爱国的精神和报国的能力结合起来。他说：“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学生在求学时期，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在服务时期，必须真切实行救国志愿。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侵吞全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1933年初，长城抗战爆发，日寇直逼平津。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直接面对如此的“黑云压城”之势。在演讲中，张伯苓告诫南开的师生，现在中国面临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危险，但在如此危机四伏的环境下，中国人仍然各存私念，不能合作，“就知道为子孙为家族，可是不知道为国”，这是国人的首要弊端。他呼吁中国人“要下修养工夫，练习公”。
张伯苓指出，中国民众中普遍存在的第二个弊病就是不愿意别人好。他说，中国人愿意国家好，可是不愿意有好人，这都是自私，度量不大，现在给你们想几句话：
“你是中国人吗？”
“是。”
“你爱中国吗？
“爱。”
“你愿意中国好吗？
“愿意。”
张伯苓强调，你要是愿意中国变好，就得愿意中国全都是好人。他要求南开的师生，要“公”、要“诚”、要“努力”，要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促进，“要往上长”。
在张伯苓担任校长期间，南开大学的财务状况全部公开，放在校图书馆供人随便查阅；他本人长期只领120元月薪，只相当于当时其他大学校长的1/3，而学校的不少教授月薪达300元；他的公务车是一辆人力车，全校老师都可以使用;他出差随身带杀虫药，因为他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馆，卫生状况极差……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开大学的实力和声望迅速提高。当时的社会各界名流，梁启超、黄兴、张学良、叶圣陶、陶行知……他们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的孩子送到南开系列学校去读书，因为他们信任南开的师资，更信任张伯苓的教育理念。
1947年，英国牛津大学宣布承认南开大学学历，而在当时的中国，连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一共只有7所学校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承认。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家中溘然长逝，享年75岁。回望他的一生，前半生是热血与汗水，后半生是坚韧与风骨。
南开大学伯苓楼
斯人已去
今天
张伯苓先生那颗火热的心
传递给我们的温度
依然灼热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9Mm_7vClfL6fn-MkyJ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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