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鑫
张伯苓画像（油画），作者崔明非。
今年是爱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校校长张伯苓先生诞辰150周年。近日重读先生的生平与讲话，被他精神世界的发展历程深深打动。
在张伯苓看来，教育绝不只是教知识、学技能，更是要陶铸精神。他曾说：“有精神者与无精神者竞争，则无精神者必败。”他与严修创办的南开学校，将塑造“南开精神”作为重要目标。在学校建立40周年之际，有校友写下这样一副对联：“正大经、立大体，赞天地之化育；顶到头、干到底，学校长的精神”。“校长的精神”是一个人的精神、一所学校的精神，也是张伯苓希望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注入的新精神。哲学家黑格尔曾在其代表作《精神现象学》中阐释人类精神从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发展到精神、绝对精神的过程。这里套用这一词汇，并非要做哲学研究，而是想借以梳理张伯苓精神世界的形成与升华过程，探寻其带给我们的启示。
正视自我：从玩世到觉醒
像所有人一样，张伯苓的精神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由时代浪潮与个人磨砺共同塑造的。他幼年家道中落，不得不就读义塾，后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在科举时代，军校生社会地位并不高，但身为家中长子，张伯苓需要用军校津贴来帮补家用。所幸他在这里学到了那时绝大部分中国人还很难接触到的科学知识和对世界的认识，知性得以发展。张伯苓虽是“寒士”，可从小学习成绩极好，师长友人都夸他聪明。他也颇为自得，言谈“放肆”、好与人辩论。回忆这段经历时，他坦言那时的自己“逐渐成一玩世之人”。
所谓“玩世”，本质是浑浑噩噩、无明确价值追求，是自我意识尚未觉醒的表现。这样的状态，在清末的中国绝非个例。张伯苓目之所及，皆是“官吏之腐败，人民之无国家观念”，整个社会在大变局中尚处迷茫。自我意识觉醒往往和外部强烈刺激有关。甲午战争中，张伯苓所在班级差一点被派往战场，只因海战失败太快太彻底，才未上前线。1898年，他又亲历了一场耻辱的交接仪式：第一天中国官兵从日军手中收回被占领的威海卫，次日又转“租”给英国。两天之内“国帜三易”。旗帜的更迭，映照出国家的孱弱无能，更让他深受刺激的是中英士兵的鲜明对比：英国士兵人高马大、不可一世，中国士兵则军装破旧、两肩高耸、面色憔悴，如“螳螂体式”。
张伯苓说彼时“好像自己照了镜子，丑态毕露”。这面“镜子”，照见了中国士兵的狼狈，更照见了自己年少玩世的浅薄。他反思，中国土地广袤、物产丰富，却屡屡被列强欺凌，根源便是人的精神出了问题。战败后，官兵非但未卧薪尝胆，反而一蹶不振。耻辱的一幕让张伯苓的自我意识与国家意识同时觉醒：他开始思考人生事业，也尝试探索国家的出路——要救中国，必先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要改变精神，唯有通过教育，让国人认识自我、树立国家意识与民族尊严。
后来，南开学校教学楼进门处竖立了一面镜子。上面的“镜箴”包含这样的内容：“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似乎正是对“螳螂体式”的警醒，提示师生开始一天的工作、学习前，首先正视自己。
正视成败：由绝望到乐观
认识自我是精神成长的重要一步，却远非终点。大变局中，教育救国的道路注定荆棘丛生。
在学界领袖严修的支持下，张伯苓开启了教育实践，二人的合作从严氏家塾起，进而升级为南开学校。1908年，南开第一届学生顺利毕业，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梅贻琦、金邦正、张彭春、李麟玉、喻传鉴等皆出自此班。在外人看来，三十出头的张伯苓事业有成、桃李成行，但鲜有人知道，这时的他已心力交瘁。他曾表示，自己“一度身处绝望，幻想破灭，看不到任何希望与出路，甚至考虑过自杀”。
张伯苓的绝望源于有志难伸的彷徨。他下定决心广开民智，以教育争取民族独立。可现实中，他看到“我的人民的苦难与贫穷，令人感到耻辱的外国势力的侵略，以及正常生活中无耻的腐败”，三重压力让他的满腔热忱仿佛撞上了铜墙铁壁。张伯苓对官场士林蝇营狗苟、整个社会腐朽不堪的困惑，折射到他自编自导并亲自主演的话剧《用非所学》中，这是中国较早的原创话剧之一。主角“贾有志”（贾谐音假）接受新式教育后，立志投身工程事业建设国家，却在现实熏染下，学会谄媚逢迎，放弃了理想，甘愿在旧官场的泥沼中左右逢源。在精神萎靡、价值扭曲的社会，自己培养的青年能否抵抗现实的裹挟？教育真能救国吗？惶恐中，张伯苓“逐渐生一厌世之心”，一度想要全身心投入宗教事务，寻求精神解脱。为此，严修与他连续多日彻夜长谈，鼓励他不要放弃办学，并帮助安排他出国考察，充分了解世界教育发展状况。
最终，张伯苓走出了阴霾。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他在体育运动中得到的启示。体育要争取优胜，但是输赢绝不是全部目的。他多次讲到，体育的价值在于为更高更快而努力，在于奋斗、协作、讲求规则的过程。人生事业也是如此，成功与否受各种因素影响，做与不做则是自己的决定。只要认定方向，凭着良心去做，不必斤斤计较眼前得失。他说：“我们应做有益于群众的事业，侥幸胜了，不足为喜，因为我们的目的只在一辈子的奋斗，而不在一时的胜利。假如败了，也不要失望，因为失望能使你精神颓丧，减少你奋进的勇气。”这种精神来自体育，因此张伯苓表示“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他还将体育推向社会，成为中国奥运先驱。
张伯苓不但走出了绝望，还总结出了自己的“哲学”。面对困难，他会说：“十一二月北风刮的顶厉害的时候，顶着北风走，这样顶下来，才能做大事。”遇到挫折，他又说：“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从此，他变成了学生们眼中“不可救药的乐观者”，一位“不倒翁”。他则说自己“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
公能日新：小我融入大我
归根到底，张伯苓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倒而复起”，是因为他在认识自我之后，能够超越自我，追求为国为公的真理想，而非精致利己的“假有志”。
对张伯苓来说，为国为公从来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实践的目标、精神的支撑、解决问题的目标与思路。南开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接连遭遇“轮回教育”风波、“五教授离校”风波，前者是因为学生“吐槽”老师授课所用皆为外国笔记，学不到中国需要的真本领，引发轰动全国的大讨论；后者则是五位重要教授由于治学理念、薪资待遇、发展平台等原因，同时离职他就，令学校大伤元气。这样的打击不可谓不沉痛。张伯苓与南开团队痛定思痛、扎根现实，形成“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旨，“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学科建设方向，“土货化”的自主治学方针，结合天津作为重要工商业城市的特点，发展出南开独树一帜的特色。这是由理想与精神激发出的活力。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东北沦陷，华北危机加深。张伯苓不断将自己在威海卫的经历与思考讲给一届又一届南开学子，并发出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他勉励南开学子，作为未来的精英，首先要认清局势，扛起责任。
当时，国民政府对外妥协，内战不已，在文化上开展所谓新生活运动，鼓吹封建道德。就在此时，张伯苓明确提出：“有人提倡读《孝经》，利用忠孝的观念去维系人民，去改良国政。我看我们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字。我们都应当读‘公经’。”在“读孝经不如读公经”这一思想指导下，南开明确了自己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公能日新”源自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同时着眼医治“中华民族之大病”。这里的“病”是指我们的传统不适应现代化的部分，最主要的是“愚、弱、贫、散、私”五病。张伯苓就是要用现代国家观念整合社会，用大公、科学、自新、创新的精神化散、化私，去愚、去弱。
正是因为有了超越小我的精神追求，在日寇炸毁南开系列学校后，张伯苓才能说出那句震天动地的话：“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愈益奋励。”亲手擘画的校园化为焦土，但年逾花甲的张伯苓再次倒而复起。危机之中，南开反而变得更大，有了重庆南开中学、自贡蜀光中学，并与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传奇。
在乱世纷争中，张伯苓当然还有许多抱负并未实现，难免留下遗憾，但他坚信自己的人生选择。晚年回首往事，他曾说：“四十年前，有人说我教育救国的论调太高，今天证明我的看法并不错误。在将来，要请诸位不要忘掉我的‘公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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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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