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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武
说来可能很多人难以想象，上世纪80年代我上大学时，教我的老师中，有三位是在西南联大任教、学习过的先生。我是1980年入学的，那时距西南联大结束使命北归已将近35年，能赶上面对面听有西南联大经历的先生授课，这种机会已经相当难得，而我居然还遇上三位，真是三生有幸。令人惭愧的是，当时我根本不清楚西南联大这段历史，也完全想不到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中，就有西南联大的师生。如今回头来看，我与西南联大最贴近的时候，就是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我们最近的距离只有几十公分，我就站在先生身边或对面，听他们聊天、讲学。
接下来，我就讲一讲这三位难忘的先生。
一、“可爱的小老头”
刚进大学，给我们上先秦文学课的是个可爱的小老头，那就是王达津先生。
王达津先生个头不高，不到一米六，身形干瘦，有些佝偻，头发稀少，爱抽烟，手指蜡黄，说起话来声音有点尖细，忽高忽低，还很爱笑，笑起来带着颤音，似乎有点收不住。他喜欢坐着讲课，双手放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声情并茂地说话。上课时他基本不看讲义，也很少板书，就像聊家常一样跟我们东拉西扯。
当时，大家尊称他叫“达老”，后来我才知道这称呼是他学生宁宗一先生取的。宁先生回忆上世纪50年代上学时的经历说：“其实达津先生当时刚刚进入不惑之年。那时我在班上岁数比较小，又调皮，竟然从先生的‘形象化’教学比喻中，引发了改王先生的称谓为‘达老’的念头。而达津先生那时还只是一位处于壮年的老师，这一颇带调侃意味的敬称，竟在同学中传开了，而达津先生知道了也未介意，颇有欣然接受之意。于是‘达老’的尊称，就被我们从当学生时一直叫到先生仙逝。”
达老40岁左右头发就有些花白，但他很有自嘲精神，会拿自己逗乐。一次在给学生讲《左传》时，说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他便指着自己的花白头发戏笑说：“我这个头发就是二毛。”一下逗得学生们开心大笑。
记得达老给我们讲《诗经·小雅》中的名篇《采薇》，讲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时，他说自己现在眼神不好了，然后尖细着嗓音，拉长声音说：“我看那杨柳啊——朦胧一片！”这一说也把我们都逗笑了，觉得这“小老头”挺有意思。
那时，我还知道达老以前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并去过几次他在北村的家，认识了他女儿王开颖。达老相当随和、亲切，爱说爱笑，笑声爽朗，非常富有感染力。
多年以后，我才更详细了解到达老不凡的生平。他祖籍河北通县，出身名门，祖父王芝祥字铁珊，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举人，宣统年间曾任广西布政使，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率先举义，被推为广西副都督。民国年间曾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三军军长、京兆尹，后任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而达老的父亲王孝慈则远离政界，成为京城著名的古籍收藏家，且与收藏家、作家郑振铎关系密切。
1935年达老从天津负笈南下，次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事变后，达老积极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曾出演抗日剧。1941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是文字学家唐兰、哲学史家汤用彤。当时所长罗常培、副所长郑天挺等都了解他的家世，便让他同时管理图书资料。达老最后以毕业论文《尚书语词研究》获得硕士学位。
1944年从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后，他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达老回到北大中文系任教，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他进入南开大学，一直工作到1997年去世。至今，南开大学校钟上铭刻着达老撰写的80字铭文。每每看到校钟，我都会想起那个笑声朗朗的小老头。
二、闻一多嫡传弟子
当年给我们上过文学概论课的老师有三位，两位张姓老师，年纪大的叫张怀瑾，中年的叫张圣康，另一位叫郎保东。三位老师讲课风格很不一样，张怀瑾特别严肃，不苟言笑；张圣康漫不经心，随和随性；郎保东满脸含笑，有条有理。要论学生喜欢的程度，张圣康排第一，其次郎保东，最后张怀瑾。
记忆中的张怀瑾先生脸型方正，肤色较深，个子中等。上课时，他总是面无表情，自说自话，本来就枯燥的理论课，他讲得毫无生气，干干巴巴，让我们听得也昏昏欲睡。而更有些出乎意料的是，我毕业后留校工作，就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与张先生抬头不见低头见。好在张先生虽然严肃，但寡言少语，对我这样的晚辈也比较宽厚，偶尔鼓励几句，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笑容。
张怀瑾先生是重庆垫江县人，1921年1月出生，家境较好，自幼读私塾，打下了坚实的古文根底。不到20岁时，他目睹日寇侵略，山河沉沦，倍感义愤填膺，便写下《酣歌吟》感叹：“九州板荡山河碎，腥风霍霍声添哀。”194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师从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专家罗膺中和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教授。
得知张先生是闻一多的嫡传弟子后，我想他的严肃、耿介是否受到闻一多的影响。他在《学〈楚辞〉的契机》一文中回忆说：“除了完成公共必修课，中文系的教授每学期轮流开设各种不同的选修课……，给我影响最大者，是我在三年级选修罗膺中先生开设的《楚辞》（上），闻一多先生开设的《楚辞》（下）。”
西南联大四年学习中，张先生不仅耳濡目染联大刚毅坚卓的学风，而且直接领教导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精神，并从闻一多先生身上看到“一身正气的凛然”和“勇士的贞刚”。这种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影响，自然浸入骨髓，如影随形。
1946年5月3日，联大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拍了一张合影，其中最后一排穿西装的就是年仅25岁的张先生。这时，他面临毕业，拍照后他请导师闻一多先生刻章作为留念，闻先生欣然允诺。
闻先生为他刻的是一枚象牙图章，字为篆体，刀法古朴，典雅精致。侧面雕刻一幅山水人物，题写北宋词人王观的词：“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 眉眼盈盈处。”边款则标记：“卅五年6月1日于昆明”。
没想到，一个多月后的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做完演说后惨遭特务暗杀。特务机构竟然对作为闻先生嫡传弟子的张先生也不放心，暗中派人对他进行监视、尾随。为保全生命，摆脱特务追踪，张先生从昆明潜回家乡垫江，而暗探也尾随到了垫江。正当他生计无着、受人监视时，刚刚北归的南开大学给他发来邀请函，聘请他到天津任教。从此，他在南开大学兢兢业业工作，直到2015年去世。
1997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他的《钟嵘诗品评注》一书时，他特意在书的封面书名下钤上闻一多先生为他刻的那方朱印。
2007年8月，几名南开学生准备重走西南联大路，86岁的张先生挥笔写下“薰莸异器，求真务实”的字幅赠给他们，勉励他们去探寻西南联大的精神。
当年我在南开大学读书、任教时，都不曾听到张先生谈及以前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以及他与导师闻一多先生的交往过程，如今回想起来，一是深感张先生确是低调为人，不事张扬；二也遗憾错过了张先生的亲历口述，没有近距离从他那里了解西南联大的诸多往事。不过，由于他与闻一多先生的师生关系，我们作为张先生的学生，也由此更贴近了闻先生，或可称为闻先生的“再传弟子”。
三、《边疆人文》创始成员
我进南开大学读大一时，邢公畹先生56岁，当时担任中文系系主任，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主楼111教室给我们第一次讲话时，开口第一句就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让我们这些对中文系一知半解的学生有点愕然，感觉是不是走错了地方。其实，同样的话，前几届学生刚入校时也都听过，反应也都一样。
我那时并不知道，邢先生年少时就擅长文学创作，17岁便在《安徽教育》上发表了处女作《春天的下午》，一展锋芒。后来他热衷创作，在多家报刊发表过小说、散文，也被称为“京派小说家”。1958年，他的小说集《红河之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京派小说选》时，他的小说《棺材匠》（署名邢楚均）还入选其中。
邢先生1914年生于安徽安庆。1937年，邢先生从安徽大学毕业，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那一年因日寇侵华，战事频仍，他迫不得已推迟三年入学，跟随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并受罗常培等先生指导，研究汉语方言、汉语上古音、侗傣系语言等。
当年我听的就是邢先生讲的语言学概论。记得他中等身材，皮肤黝黑，头发茂密。讲课时他面带微笑，讲话不紧不慢，带点口音，课间他喜欢到走廊里抽一支烟，边抽边跟学生们东拉西扯地闲聊，一点架子都没有。
那时，我们大致知道他是汉藏语言学方面的专家，传闻解放军进军西藏和中印边界之战期间，有关方面都请他出过力。
他是西南联大教员，1942年读完研究生后，便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同时参与刚创建的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工作，成为《边疆人文》刊物的创始成员。在那个战火纷飞、交通不便的年代，他多次深入僻远闭塞的滇西傣族聚居区等山间，实地调查布依语和傣雅语。仅1942年至1943年间，他就在《边疆人文》上发表了《远羊寨仲歌记音》等9篇学术论文，并与罗常培先生合作，油印出版了用古音拟注的《唐诗拟音百首》，由此奠定了南开大学中国语言学科、汉藏语学科的基础。
1946年他回到天津，一直在南开大学任教。1953年曾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大学任教。凭借他的引领和坚持，直到今天南开大学仍是国内唯一拥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博士点的综合性大学，是国际汉藏语重镇，我就读的中文系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语言”文学系。
当时我在中文系读书、任教，虽然不时能见到邢先生，但因为学科相距较远，年龄、身份相差较大，基本没有直接交流，多是见面打个招呼或站在一旁聆听。说起来，他与王达津、张怀瑾先生在西南联大时就应该熟识，但他们都没在公开场合说起过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情况。
2004年，邢先生因癌症去世。在生命最后的一年中，他还竭尽全力，将60年前在云南用国际音标记录的傣族故事《阿叶哈毫姑娘的故事》翻译成汉语并最终发表。那时，他的脑海中一定常常浮现西南联大的青春时光，耳边回响起西南联大的校歌声。
如今，三位先生都已驾鹤西去。虽然当年他们并没有向我亲口讲述过西南联大时的艰苦经历，但近年当我沿着“湘黔滇旅行团”的足迹重走西南联大之路，并最终走进西南联大旧址大门时，我的眼前恍然浮现出他们的身影，那些20多岁的他们，几十年的时空一瞬间就被拉近，曾经的我与他们如此接近，能感觉彼此的呼吸、气息、温暖。我与西南联大不再有历史和地理的间隔，而是有着血脉、精神和灵魂的连接。毫无疑问，我是西南联大的再传弟子。我从几位先生身上感受过西南联大的那种风范、气质和神韵，领略过西南联大人刚毅坚卓、弦歌不辍的不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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