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德印
来新夏先生被学界誉为“纵横三学，自成一家”，在历史学、方志学、目录学等领域，皆有开创性贡献。他曾问学于范文澜先生，请教如何研读近代史。范文澜指导他要“专攻一经”，就是把一本书读熟、读透。来新夏谨记并身体力行。例如，一部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以下简称《答问》），他竟持续研读了68年。
1943年，来新夏在辅仁大学求学。余嘉锡先生在此开设目录学课程，指定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与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以下简称《补正》）作为参考书目。
《答问》成书于1875年。有学生向张之洞请教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这部《答问》便是张之洞开列的书单，涵盖经、史、子、集四部，系统介绍我国古籍概况和目录版本等，流传极广。
《书目答问补正》
张之洞说：“此编为告诸生童而设，非是著述，海内通人见者，幸补正之。”自该书问世，对其补充与订正一直都在进行，成果最卓著者便是范希曾，他于1931年完成了《补正》一书。
《补正》是对《答问》的补充与订正。
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总结：“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来新夏立志于学术，自然对目录学倾心向往。而余嘉锡又是该领域宗师级人物，得此机缘，怎不倍加珍惜？他认真研习《答问》与《补正》，一番辛苦后，却满脸茫然。一串串书名与作者，彼此毫无关涉，内容枯燥乏味，如何研究？
柴德赓先生指导他将贵阳本《答问》与其收藏的南京国学图书馆版《补正》比照阅读，“正其纰谬，补其不足”。这是来新夏第一次比勘异同的实践。
余嘉锡为他布置了三项作业：其一，要反复阅读《补正》，要特别留意字里行间；其二，要扩展阅读范围，研习与《答问》相关的作品；其三，为《补正》编三套索引——人名索引、书名索引、姓名略人物著作索引。
一本书经过如此反三复四编排，2000多部书名和撰者，来新夏基本都能记住。他续读《书目答问笺补》《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读书敏求记》《郑堂读书记》等，渐渐萌生为《答问》作汇补的想法：辑录众家评注、笺疏，补充书目与版本信息，辨伪存真、去粗取精。
来新夏先生
对于这项工作，来新夏从1945年着手，因教学、科研之故，时辍时兴，真正系统研究自1963年始，将叶德辉、邵瑞彭、刘明阳、高熙曾等所标注的内容一字不遗地过录在自己珍藏的《补正》本上。
可怜那部《补正》，字里行间、天头地脚都被他用墨笔填满，蝇头小字上下勾画、左右移写，没有空间便粘贴纸条，一眼望去，满目疮痍。
对于自己的藏书，来新夏一直持开放态度。有人来借，向来慷慨，还与不还，但随君意。但这部《补正》就算天王老子也只能看、不能借，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此书是余嘉锡指导下的产物，是彼此师生情谊的见证；另外该书与来新夏同历艰辛，患难之情不容忘却。
上世纪80年代，来新夏以抢时间的精神弥补蹉跎。在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等领域开拓，对《答问》的汇补因繁忙而变慢，唯不时翻读，常念续编。一直忙碌到离休，等再欲仔细整理的时候已是2000年左右，此时的他年近80，眼花目眊，甚至都看不清自己当年的批注了。
襄助者主要有两人，一是天津图书馆的李国庆，一是藏书家韦力。
历时五年，李国庆协助来新夏，先后经眼《答问》不同刊本50余种，共收录13家批校。诚如崔文印在《〈书目答问汇补〉背后的故事》一文中所说：“从《汇补》原稿满目疮痍，到最后变得疏朗俊秀、丰富多姿，全是国庆先生的功劳。”
韦力将自己本可单独成书的底稿无偿提供。萧梁时，有学者阮孝绪以诸家目录撰成《七录》一书，刘杳与阮氏交游，自己也计划写一部相类著作，见阮孝绪已着手，就将其多年积累的资料无偿相赠。来新夏感叹：“韦力君，固今之刘杳也！”
2011年，《书目答问汇补》由中华书局出版，上下两册，120万字，皇皇巨著。
《书目答问汇补》
耗费多年心血，价值几何？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于《书目答问汇补》这一部书上，而是要放在当代目录学的功用问题中考量。
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经提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分别是：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曾经，目录学是作为历史研究的入门工具而存在，但现如今，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背景下，应该怎样定位它呢？
学者周振鹤先生在文章中提出当前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个弊端：“不是创新太少，而是积累太少。”很多研究者总以为发现了前人不知的史料，做了前人没有做过的判断，殊不知前人已经做过了，只是你没有注意到。
现如今，搜索工具以及大数据模型等如此众多，搜集资料岂非简单？为什么还会出现上述问题？
因为面对海量的搜索结果，要辨伪存真、去粗取精。
文献从来都不是冰冷的，机械搜索解决不了问题。学者苗润博就指出，每部文献其实都牵涉到编纂者所面对的实际情境，整体的文献环境、具体的人书互动关系乃至书籍社会史背景，都可能制约我们对于特定资料的理解。另外，贯通的文献源流具有区别于断代史料的意义，书籍形态、体制等的演进，知识体系与学术思想生成、流变的内在逻辑，构成了史料碎片背后的宽厚基盘。
跳出文献看文献，归纳起来还是章学诚的那一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这正是目录学的功用。
利用AI研究历史，前提是研究者应具备历史研究的基本素养，这样才能与AI对话，才能辨别真伪，才能驾驭人工智能。就此而言，邓广铭所说的“四把钥匙”，即便在当下依然不可荒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新夏先生的目录学研究，就更凸显了它的时代价值。
新闻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e15Q1DzgxW-Nm93i9cKF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