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仇宇浩
近日，历史学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冯尔康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推出新随笔集《清代生活与政治文化》，并在家中向记者讲述了创作故事、研究心得、人生感悟。虽已91岁，但他精气神之充足，思维之活跃，心思之纯粹，心胸之豁达，为人之谦和，令人叹服。
治史求新求真
他三室一厅的家中都是书，藏书之丰令人震撼。“有你喜欢看的吗？送给你。”他大方地让记者选书，很开心自己的书有人喜欢，“我治史志在求新、求真。求新，指研究方向新、观点新、材料新；求真，指独立思考、探寻历史真相。”他给书斋取名“顾真斋”，“‘顾真’既体现了我治史求真的立场，又饱含我对故乡的情感——我生于江苏仪征，仪征古称真州。”
冯尔康1959年从南开大学毕业留校，半年后成为史学宗师郑天挺先生的研究生。他在名师的关注下成长，专精于清史、社会史、宗族史和史料学。因为不满足于只关注帝王将相、政治风云，而是认为探究历史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有趣味，他成为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创者、中国社会史学会的创会会长，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也得以在南开大学成立。回顾60多年的治学生涯，他最大的骄傲是“我笃信史学的生命在于说真话，揭示真相，温故知新，知人论世，启迪智慧，服务社会，观照未来”。
上世纪80年代，“敢于说真话”的他写出了国内首部系统研究雍正的评传《雍正传》，促使学界和大众重新审视雍正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该书畅销40年，豆瓣评分9.4分。他坦言：“研究历史人物，应力避个人感情色彩，不应以个人好恶臧否历史人物，而应以其对所处社会的贡献为评价准则。”
不断推进史学的大众化
这些年来，打着他的名头进行宣传的历史剧有不少，冯尔康表示：“只有刘和平编剧的《大明王朝1566》与我有关。我看过脚本，提过意见，为刘和平的书写过序言。”在他看来，戏说剧，人们用作休闲娱乐，未为不可，但是对于恣意违背真实历史的戏说，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应以正说以正视听，“尤其是年轻人应当对历史保持敬畏的态度，了解历史真相，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才可能从中得到智慧，获得有益启示。”
“史学研究要科学化，史学作品要艺术化。”关于史学，冯尔康非常赞同钱钟书的观点——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史学就是讲故事，讲人物、事件、制度以及产生这些故事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存环境和人文环境。”
60多年来，他著有80多部著作，其中不少是特意为大众写的通俗历史读物，以学者之严谨、史家之笔法为读者揭秘古代生活百态，探寻人性的共鸣与文明的启示。新书《清代生活与政治文化》中既有帝王将相的宫廷秘闻，又有贩夫走卒的市井生活，鲜活呈现清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多重面貌，让读者在生动叙事中感受历史深层脉动，洞察王朝的兴衰沉浮，品味历史深处的人间烟火，感悟生活和生命的真谛。
“我从小爱读蔡东藩的历史通俗演义作品以及《隋唐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后来致力于社会史研究，喜欢研究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也希望将这些研究成果分享给大众。”冯尔康志在为大众写有血有肉的读史札记，整合多维度视角、平衡学术的严谨性和大众的可读性、结合微观史学与宏观叙事，“我希望为读者提供有趣有益的历史知识，不断推进史学的大众化。只要读者喜欢看，我就一直写下去。要是看了我的书之后，读者能有所启迪，裨益人生，增添生活趣味，我就太高兴了。”
做学问须心静
冯尔康不仅钻研历史，还关注当下。他倡导迎接人工智能挑战，关注未来史学、人文学科的发展，“为史学注入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元素，探讨人机关系、‘人机交互动态史’，将其纳入人类整体史研究中，致力于维护人类正常工作、生活方式、情感交流和社会伦理，捍卫人类尊严、生命安全。”
虽然他的健康长寿令人羡慕，但他说：“长寿非福。服务人民、贡献社会的人生才是有尊严、有意义的人生。”他很怕给别人和社会添麻烦，去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想为他操办90岁生日，被他婉拒。早在上世纪70年代研究《红楼梦》时，《好了歌》中的那句“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就让本性淡然的他更加看淡生死。
对于想从事史学研究的年轻人，他寄语：“做学问，必须心静。有责任感的史学家应该静下心来，踏踏实实书写有价值、能传世、对社会和人类有益的作品。”
原文链接：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html/2025-07/15/content_143086_24040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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