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84岁了，从童年至今，我一直保持着对南开大学的亲密故乡情感。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开大学由西南联大返回天津的时候，我父亲到南开大学参加物理系的复建工作。由此我的父母在南开大学服务了一生，我则随之在南开园从子弟小学上学起生活了10年。那还是1949年和上世纪50年代初，我曾目睹了1937年被日本侵略军炮轰后木斋图书馆的废墟和芝琴楼的两层残楼，而荡然无存的秀山堂的地面就在子弟小学的对面做操场之用，这成为我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基础的开始。1937年日本军队已经侵占了天津，因为南开大学有反日精神，他们竟悍然以飞机大炮轰炸大学建筑，其穷凶极恶在战争史中也属罕见，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我后来在南开中学学习时又深深领会了周恩来总理立志“为了中华之崛起”和“中华腾飞世界”而刻苦学习、追求真理、不懈奋斗的崇高风范，也受到了“允公允能”的训导。
我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50年代的南开大学有两座教学楼——思源堂和胜利楼（已经改建为综合实验大楼），一座思源堂三层容纳了数理化三个系（一楼是物理系，二楼是化学系，三楼是数学系）；生物系在胜利楼二楼，在走廊摆着很多生物标本。如今的学校是一校三区，建筑面积扩大了百余倍。上世纪50年代初期全国的大学的学生都较少，我父亲说过，1952年母国光校长从物理系毕业那年物理系毕业生不到10名，而如今物理系扩展成了物理、电光等多个学院，每年的毕业生都有数百名之多。我希望同学们，尤其是新同学要考察老南开的几处遗址的历史，再去“津南校区”新校址看看那里复建的三所新建筑，从而更充分地认识我们南开大学的命运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
2008年，时任学校党委书记的薛进文同志邀请我担任了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我还在经济学院带过多位博士生、博士后，也和新闻与传播学院有密切的交流。这样，我也进一步成了“南开人”。
得力于近来国产AI大模型的发展，使我能更仔细地关注南开大学最新发表的许多数据。大家知道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是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的简称，它公布的数据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工具。ESI最新7月数据显示，南开大学有17个学科位列前1％，化学、材料科学、工程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进入前1‰，化学等学科更是在迈向前万分之一的前沿。
南开还是少数几个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高校之一。仅在过去1个多月内，南开学者就有三篇科研成果发表在《自然》（Nature）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我知道其中还有咱们学校本科大三学生的贡献，正是“后生可畏”了！在最新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机构排名上，南开大学排名16，而这个榜单的第20名是剑桥大学，第27名是耶鲁大学。虽然这些指标只是衡量一个大学局部水平的参量，但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有优秀的师资队伍，我们有那么多有才华、有勇气攀登高峰的学生，我们有理由瞄准全球高校的前列去竞争。
我还获悉，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成立两年来已经获得中央领导同志多次重要批示，最近又建立了南开大学国家创新与金融研究院等高端智库，这是服务国家战略和天津发展的又一个新发力点。
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引领下，学校发展又迎来新的历史契机。在建校105年的新起点上，南开人要继续扛起科学强国和技术创新大旗，担当起理论创新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这不仅是传承了南开百年来的“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和传统，更是表明了作为中国大学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感。继往开来，振兴南开雄风，续写教育史上新的华章是所有南开人的期盼。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南开是坐落于天津的高校，南开的发展和天津这座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盼海河上的“南开号”大船扬帆远航，开入太平洋去和世界名校竞赛。不仅为发展天津、服务京津冀、振兴中国做出卓越贡献，也为世界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新一代南开人的力量。
最近我在短视频上看到年轻的同学们，按照张伯苓老校长1935年提出的著名的“爱国三问”，响亮地回答出了民族血脉，回答出了家国情怀，更回答出了使命责任。在历史的年月，南开学子有的成为为新中国奋斗的革命者，有的在国家危难之际，奔赴战场为国牺牲。今天，南开大学更担起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更多使命，我们坚信，南开大学在国之所需的方向上会取得更多科研成果，培养出更多英才，为服务国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更辉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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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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