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巨平
从1978年进入大学至今，须臾间40多年就过去了。回顾我的求学和治学经历，难免感慨万千。我没有太多的“过五关、斩六将”，更多的是“走麦城”。为了让自己的学生不要重蹈覆辙，所以我常常现身说法，对青年学子提出一些忠告。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时代在发展，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和环境也有所不同。因此，谈几点体会或者感悟，大概也只能自说自话。如能引起读者共鸣，则幸甚!
做学问要有一点“傻气”
我选择做学问之路，本身就是“犯傻”的开始。我们属于恢复高考之后的一代大学生，尽管当时仍是计划经济，国家统一分配，但毕竟可选择的单位还是很多的。我自己竟然对从事行政工作没有太大兴趣。除了觉得自身条件不足之外，我还有一点私心，那就是看到国家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对知识的尊重，再加之个人对看书、教书(上大学前，我曾经当过多年民办教师)很有兴趣。于是，我就选择了到高校工作。这在当时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后来看到在行政单位工作的同学们大有作为，自己则皓首穷经、一无所成，还是感到有所失落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反而感觉当时的“傻”或许成就了今日之我。当我后来重返南开大学，再到欧美大学讲学、参会、合作研究，自己的方向又正好与国家的需要有所吻合，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时，感觉做学问这条路对于情商低下、智商平平的我而言，似乎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我的专业是世界古代史、古希腊史，不仅需要英语等现代语言，还需要古希腊语、拉丁语等古典语言。如果进行古史比较，还需要古汉语，也就是国学功底，这些都是未知的领域。攻克这些语言关，何其困难，毕竟我是在25岁时才开始学英语的，后来学习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也只是学过而已。要在世界古代史这个领域做出真学问、大学问，堪比登天。而且现有的量化考核体系也很不利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但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就是靠的这点“傻气”。无论世界古代史、古希腊史这门学问多么冷僻，总要有人来研究。而且那么多先贤和同辈都做得很好，我为什么就不能做下去呢?这些年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就是感到，无论如何，这点学问纵然不能经世致用，至少也可以做一些知识积累，并把它们传授给学生，作为他们将来事业发展的基础。
当然，我自己也在努力把握时代脉搏，争取使所学所做能为现实提供历史的借鉴，哪怕间接的启示也好。其实，我选择希腊化时代、中外古史比较，尤其是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关系的研究，都与我们面临的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的崛起有关。所以，我就甘愿埋下头来，继续做这种似乎无用即有用之学。在具体的研究中，也要有一种傻劲，那就是宁愿少写几篇文章、少出几本书，也要做到对学术常怀敬畏之心，从史料做起，做到无一句无来历、无一句无出处。求真、求实是做学问的根本，也是出精品的前提。
要有明确稳定的研究方向
在当今信息如此发达、学科分类如此精细的互联网时代，要想做一个古今中外兼通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已经不大可能。人的生命有限，学术生命也是如此。如何在有限的间内做出更多更好的学问，明确、稳定、适合自己基础和志趣的方向是至关重要的。
我在山西大学就读本科时(1978-1982)，由于第一学期的“世界古代史”课程取得了好成绩，从而确定了毕业论文的选题，进入了古希腊史领域。在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1985-1988)，为了弥补国内研究之不足，并避免与其他学者撞车，我在王敦书教授的指导下，选择了古希腊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希腊化时代作为硕士论文选题。正是这一选题，使我与希腊化研究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1996-2001)，虽然我的专业是中外古史比较，但我选择的犬派、斯多亚学派等研究仍然属于希腊化的范畴。后来，我专注于希腊化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也与硕士论文的选题有关。
希腊化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大汇合，它与印度和中国的关系白然成为关注的要点。集希腊造型艺术与佛教精神于一体的犍陀罗艺术传入中国，就意味着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接触的开始，尽管中希之间的接触当时仍是间接而为。张骞通西域，他的所见所闻实际上就是希腊化世界的遗产。我早在1988年的硕士论文中，就运用一小节谈到了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和犍陀罗艺术同希腊化文化的接触。近年来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为古代史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
可见，专业和研究方向甚至学位论文的选题，都有可能决定自己一生的学术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所以，我常常告诉学生，尽量不要随意变换研究方向，任何一个研究方向都需要长期的积累才能有所成就。当然，根据自己所处的学术环境，做出适当的调整也是必要的。
要有坚实广博的专业基础
在这一点上，我也是有教训的。严格说来，我们这批同龄人的研究基础大多不是很好。因为其中受过系统的初中、高中教育的人很少，大概只有所谓“老三届”中的最早届，即1966年高中毕业的那一届，接受了全部的初高中教育。我们这些所谓“新三届”中的最后一批初中生，实际上接受的完整教育仅有小学阶段，我的初中阶段就是在“文革’特殊年代度过的。
虽然1978年我勉强考上了山西大学，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尤其是英语，纯粹是从零开始。尽管奋起直追，但终究基础欠缺，基本属于自学摸索，以读为先。虽然后来我也能阅读一些英文资料，甚至初生牛犊不怕虎，尝试翻译了普鲁塔克的《伯里克利传》，但也是蚂蚁啃骨头而已。研究生学习期间，南开大学的对外交流很多，我在英语口语和听力方面的缺陷显露无遗，只得恶补，但至今仍然难以做到听说自如。我的古希腊语基础也没有打好，1986年到四川大学仅学了半个学期，因卢剑波先生罹病而中止。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学习古希腊语了。至于拉丁语，我仅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但由于当时毕业论文的压力大，没有时间投入学习，也只是听了听课，收获并不大。古汉语的基础，应该还是有的，初中时期自学了一点古文，大学时期上了一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课。真正有点长进，则是在读博期间，得到刘家和先生的耳提面命，我才算入了门。
因此，就我个人的基础而言，研究古典学肯定是不行的。这些年我之所以专注于世界古代历史文化和丝绸之路研究，也是因自己的专业基础有限所决定的。有鉴于此，我一直向学生强调打好古今外语和古汉语基础的重要性。这也是我痛定思痛、有感而发。
与中国的现实需要相结合
研究世界史，一定要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世界史的内容浩瀚无际，如何选择适合白己的专业、方向和专题，都要与中国的现实需要相结合。这一点，我也有深刻体会。
第一，这是历史学的基本功能决定的。“以史为鉴”不仅要知古人之得失，更重要的是为现实需要提供借鉴、为未来发展提供依据。无论研究中国史还是外国史，都是如此。中国史研究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外国史研究则是近代以来才有的新学科。我们的外国史研究，尤其是世界古代史研究，如何发挥历史学的基本功能，这就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重点。我从纯粹的古希腊史研究转向古代东西方文明比较和文化交流研究，实际上就包含了这样的考虑。
第二，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本土资源，进行中外历史比较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学者至少有一半的发言权。我这些年的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之所以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主要也是因为涉及了中外共同关心的问题。我采用的中外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互证方法，就是基于对中外史料和国内国际研究的基本把握。我据此陆续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例如亚历山大东征与张骞通西域在丝路开通上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中国古文献尤其是两汉四史中包含了希腊化文明遗产的信息，现存的佛教寺庙艺术中实际上包含了犍陀罗艺术的因素，甚至希腊神的影子;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有着时间与空间即历史与地理的必然联系，丝路城市、钱币、艺术中包含着诸多希腊化文明遗产的信息。这些观点之所以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就是因为它们是以中国的史料为基础并与国外史料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
当然，学科不同，研究重点也会有所不同。中国的世界史学者立足本土，从本国的实际需要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既是应该的，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只能大而化之，谈几点最为切身的体会。一家之言，不足为训。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荣誉副会长)
审核：闫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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