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日暖
作家艾芜被誉为“中国的高尔基”“流浪文豪”，《南行记》和《文学手册》是奠定他文坛地位的“双璧”。
1935年，艾芜的《南行记》作为巴金主编的丛书《文学丛刊》第一集之一初次出版，丛书中还包括鲁迅的《故事新编》、曹禺的《雷雨》、卞之琳的《鱼目集》等作品。《南行记》是艾芜依据自己滇缅边地的流浪经历所写的文集，他凭借风格卓异的个性化创作，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底层社会风貌与人民苦难的生活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版图。1941年，艾芜的《文学手册》出版。这部对创作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小书甫一面世便供不应求，在极短的时间内多次再版、加印，直到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南行记》和《文学手册》有着鲜明的互文性，它们在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上彼此印证。
《南行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次既厚重而又闪耀着别样光彩的“南行”。作为《南行记》的叙事背景，20世纪20年代的滇缅边地远离中心，这种“边远”在当时不仅是就地理位置而言，也意味着它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存在一定距离。从地缘上看，此处位于我国的西南地区，与缅甸、越南等国家接壤；政治上也处在边缘地带，缺乏政府监管，经济发展落后；文化上是以傣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形态。
在这个原始荒蛮的环境中，人们遵循自然的法则，好勇斗狠、偷盗与欺诈成为了“生存之道”。《松岭上》中的老人年轻时像牛一样强壮，他在老爷家做长工，偷米回家喂养儿女，事情败露后，他的妻子为了不让丈夫坐牢，依从了老爷。放牛的孩子把这件事编成了歌，所有人都在笑他，于是汉子杀了妻子和孩子，也杀了老爷一家，逃进了深山之中。到了垂老的年纪，他独自在寂寥的深山中生活，看起来十分平和，难觅当年血性汉子的踪迹。《山峡中》的小黑牛不够强悍，性子太软，终于也葬送了自己。他不会说谎，偷东西不成，反而受了重伤，成了群体的拖累，因而被丢入湍急的江水，提前走到了生命的终点。面对残酷的命运，人们选择了不同的应对方式，然而他们都无法回到自己的故乡。每一个流浪的人都有属于他的悲惨故事。在这样的世间，老实本分的人是无法生存的，许多女子甚至比男人更加凶悍强壮。《山峡中》的“野猫子”用刀砍树可以没入树身三四寸，而“我”只能砍半寸多深。“野猫子”生活在以她的父亲为首的强盗之中，把一块木头人当作小孩子哄着，抱着他，还想给他买衣料。然而，普通、安稳这样的词语已离她太遥远了。
在深山之中，无论男女，这些流浪者与外面的人世隔绝，与平淡、安适的生活隔绝，发展出许多特殊的“职业”。《山峡中》的老头子、鬼冬哥等人合伙偷摊子上的东西；《松岭上》中的老人教“我”在洋线团里面掺杂烂布丝搓成的旧线，而后卖出去；《山中送客记》中，山路上的马贼大老杨专以偷马营生，“偷马贼”在此地甚至成了十分值钱的招牌。在这种灰蒙蒙的色调中，只有顽强、坚韧、富有野性的生命力能够成为一抹亮色，人们只能尽力同环境抗争，却无法彻底脱离。
《文学手册》是从实践经验出发、诠释作家体认的创作论，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宝贵的补充。《文学手册》的初版本于1941年在桂林出版发行，是当时文化供应社出版的一套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的普及性文化读物中的一本。这套书除了《文学手册》外，还包括《珠算手册》《英文手册》等。《文学手册》几次加印，销量巨大，次年就出了增订本，较初版本多出了6万字，总字数几乎是初版本的两倍。1943年再次加印，并于1946年、1947年在香港又加印两次，于1948年、1949年在上海加印两次，1951年也曾在北京加印。
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重版印刷发行《文学手册》的简体横排本，前三次印刷每次都超过10万册，印数累计达到38万册，成为众多文学创作学习者的教科书和必读书。这本书的增订本是艾芜在1942年4月12日以前写成的，其中涉及他对于文学的看法、学习写作的经验、对写作技巧的探讨等方面。重印时，艾芜并未作太大的修改，希望它能以本来的面貌出现，让读者了解他对文学的阶段性认识。
艾芜在《文学手册》中写道：作品要“暗示我们对人生的意见，暗示我们对人物的爱憎”。1935年，在巴金支持下出版的《南行记》正是这一立场的绝佳证明。1939年，巴金负责编辑艾芜的《逃荒》，并为其作“后记”：“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憎……读着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郭沫若与云南抗战诗人彭桂萼通信时，也推荐了艾芜的《南行记》：“边疆的风土人情，正是绝好的文学资料，希望能有人以静观的态度，以有诗意的笔调写出。艾芜的《南行记》便以此而成功也。”
《南行记》是《文学手册》的创作表现，《文学手册》是《南行记》的理论支撑，二者充分且具体地涵纳了艾芜的文学观。由于《南行记》中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等主题，艾芜迅速被当时的文坛接纳、肯定。对此，艾芜也有一定的创作自觉。他在《南行记》新版“后记”中写道：“我也并不是平平静静地着手描写，而是尽量发抒我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的。因为我和里面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道受过剥削和侮辱。我热爱劳动人民，可以说，是在南行中扎下根子的。憎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地主的统治，也可以说是在南行中开始的。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我写《南行记》第一篇的时候，所以标题就是《人生哲学的一课》。”在《南行记》中，艾芜并不只是在记录，同时也将自己的爱与恨灌注进字里行间。
彼时滇缅边地的自然生态、人文形貌等都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或是广大的乡土社会迥然不同。在《我诅咒你那么一笑》中，克钦山客店老板娘的父亲是汉族人，母亲是傣族人，她又学会了本地的克钦话，于是掌握了三种语言。她的女儿也是她的“得意门徒”，母女二人成为客店招揽生意的活招牌，许多店家既羡慕又嫉妒。艾芜是较早开始关注这方土地的中国现代作家，扩张了现代文学的书写版图。《南行记》的书写随作家行迹而延展，可谓是“行走文学”“流浪文学”，时时流转的视角统摄于相同的主题之下，因此许多人将艾芜称为“流浪文豪”，也有学者探究艾芜作品与高尔基“流浪汉小说”的共性特征。
苏联文学对艾芜的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影响深刻。他在《我与苏联文艺》中说：“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中，我最喜欢苏联文学……苏联以前的文学遗产，即俄国文学的那种热爱劳动人民的美丽的作品，那种同情被侮辱、被压迫者的人道主义，曾深切地吸引着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作家的作品都曾深深打动了艾芜。艾芜承认，《南行记》体现了俄国作家对自己的影响，主要就在于深刻地教育了他如何热爱劳动人民。
在《南行记》中，艾芜看到了、记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于苦难之中探手抓住希望，叫人们期望也相信，希望之火可以燎原。同《南行记》一样，《文学手册》中也灌注着艾芜对于劳动人民的热爱与关切。他吸收了多国作家的创作经验，提炼出种种切实可行的写作技巧。龚明德评价说：“现在，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文学手册》仍然可以作为必读书之一。艾芜以平易近人的写作姿态，在书中说的那些有关读和写的道理，永远都不会过时。”
如果没有漂泊过，如果没有读过“南行”这所大学，也许艾芜很难写出走近人民、同情人民、关注人民的《南行记》，也很难写出关于研究人、描写人、写好人的《文学手册》，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将失去一则清丽脱俗的“南行篇”，一部沾溉后人的“创作指南”。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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