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韦承金
一提到周汝昌先生大名，想必许多人脑海中都会不自觉地就想到了他的“红学家”身份，似乎周先生“一生只干一件事”——“死啃”《红楼梦》。其实，周先生在红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其广博精深的学识修养。而周先生虽以红学名世，却又不囿于一学之专，于诗词、书法等中国古典文化诸多领域广泛涉猎，以孜孜不倦之毕生努力而在诸多领域有卓著的成就。尤其于书法一道，周老曾自认为在“书学”上下的功夫要比“红学”多得多（周伦玲：《〈兰亭秋夜录〉编后记》）。2008年，笔者作为《南开大学报》文艺副刊编辑，于当年11月29日有幸来到北京城东红庙周先生府上，拜谒并聆听周先生谈论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深感受益良多。而今重听当年录音，尤觉周老的真知灼见于今仍有颇多可资启发之处，而且至今未曾公开发表，更未曾收入其著述，遂不敢独享，乃结合笔者所闻所感整理成文，在周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借此以资追思缅怀。
中国书法的独特魅力：
将实用技能升华为艺术
“什么叫书法？这个事儿不好说。”周老开门见山便抛出一个形而上的问题，然后以一番自问自答的阐述娓娓道来……
为了解答“何为书法”这个根本问题，燕京大学西语系出身的周老，首先以西方文字的书写为参照，分析了其与中国书法之异同：“拿洋文字来作比方，有一个词叫‘penmanship’，那个‘pen’就是洋人的笔，他们所谓‘写得好’，这个‘好’主要是指工整、清楚、易认。还有一个词比这个要高一级，‘calligraphy’，偏向于指书写的学问、道理，这个比较能够和咱们中国书法接近，但仍然不是一回事。”为什么呢？周老认为，西方人往往只是把书写文字当作一种语言、符号记录的方式，在符号之外并没有太多的意义。“洋文字母虽然也有各种图案，比如有些字母有打圈儿、打弯儿，看着很美。但那是美术字、图案字，跟我们中国书法完全不是一回事。”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实用的技能艺术化。”周老认为，书法尤其能体现传统文化的这种“中国特色”。钢笔、圆珠笔笔尖是硬物制造的，以实用意义而言，这类硬笔在记数、记事、记人等方面确实很便捷。但是中国的毛笔除了实用性之外，由于在书写过程中有着起伏、转折、虚实、收放等各种丰富的变化，于是便由实用升华到兼有艺术性。“为了把艺术性玩得更高、更好、更美，必然要专题研究它的道理，让它更加美好、让它完足起来，这样子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境界才更高。”——周老认为，这正是中国书法不同于西方文字书写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也可见，毛笔软毫的丰富表现力，是汉字书写能升华为“书法”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因此，周老将毛笔称为中华“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为什么给毛笔赋予如此重要之地位？在周老看来，西方文化是重于科学技术的，所以，基于西方文化视角被提出来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四大发明”，就体现了这种重于科学技术的“偏颇”。中华传统文化是富于艺术精神的，而毛笔与书法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又是非常重要的。“毛笔的发明正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级智慧，真是了不起。没有这个东西，中华文化的现状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周老说。
如何领悟书法：
要有临池日课，在“涵泳”中升华人格修养
“什么是书法？不好说，书法只能够去练，没法说明白。光说不练不行。按北京的俗话，光说不练那是过去嘲笑天桥卖艺的把式：他老是嘴里白话，人家看他打拳，他就晃这么两下，摆摆胳膊，就收起来，这就是光说不练。”周先生认为，既然书法是从实用中升华而来的艺术，那么想领悟书法艺术的真谛，自然需要下一番临池的功夫。他深有体会地说：“学书法，如果你不经常下功夫、不做日课是不行的。日课就是每天的临池功课，别的什么安排都不能把这个日课给挤没了。文徵明八十多岁了还坚持日课，他也不是为了成为一个什么书法家而这么做，而是为了满足自我的精神生活，坚持这样的日课才能写出好的字来。”
说到日课的坚持，周老十分谦虚：“像我这样，已经几个月不摸毛笔了，这样怎么能写出好字来？这不是谦虚，这是实实在在的话。”不过周老坦承，自己曾经在楷书和行书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尤其重要的是下了功夫临摹王右军（羲之）法书，“虽然也没有临得很全面——王右军的那些草书我不敢临写，因为我认为从草书入手不是个好办法——但是右军的行书我可真下了功夫。说出来不怕你们见笑，一个《圣教序》，一个《兰亭序》，的确下了一些功夫”。
笔者注意到，周先生有一部专著《兰亭秋夜录》，是他早年关于《兰亭序》帖本研究文章的集结，显示了周老在书学研究尤其王羲之书法研究方面所下的深功。其中还收录了周老在1965年至1975年间背临的几通《兰亭序》，十分精彩，而且每一通都体现了不同时期略有不同的体悟。“背临”是在不看原帖的情况下，凭借记忆把原帖的笔法、精神尽量还原于自己的笔下，难度要远远高于一边看字帖一边临摹的“对临”。如果不是下过一番临池苦功，是很难做到“背临”而能如此形神兼备的。此外，《兰亭秋夜录》手稿小行书的瘦劲洒脱，则显示了周先生善于吸收右军书法而化为自家风貌。
周汝昌《兰亭秋夜录》手稿（局部）
书法艺术的真谛不仅仅在于字形的临摹、笔法的练习，更在于习字过程中体悟碑帖中的中华文化之“精、气、神”，在文化之“涵泳”中不断升华、丰富自己的精神和人格，最终让笔下的字里行间自然而然流露出自己的性情、品格、修养。周老举例说：“旧社会长辈看晚辈，一看这小伙子，字写得好，就说这个孩子行。这科学吗？西方人也许会说你们中国人鉴定人就用这么一个方法，太不科学了。我要说：这太科学了！一个人的内秀、气质都表现在他的字里了，完全挡不住行家的眼光！”
“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让更多的人，尤其是下一代的青少年学子，让他们逐步地了解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精神，了解书法这门艺术。”周先生认为，书法教育要从青少年开始抓起。当然，让小学、中学、大学生学习书法，不是要让每个人去做书法家，而是通过学习书法而变化气质、提高修养。“把字写美起来就意味着，这个人的品格、气味、内心精神的高度都升起来，这个人就‘高’了，他就不是一个庸俗卑鄙、每天追名逐利，甚至做最丑恶的事的人。他要是喜欢上了美术、书法，我坚决相信他不会老想一些乌七八糟的见不得人的事。”
针对青少年书法教学，周老提出自己的见解：“不能够让孩子感觉太苦，不要让他觉得我又接了这么一个困难的任务，受不了，那书法教学就失败了。要想办法引导他，让他对书法发生兴趣，培养生于自心的乐于习书的艺术享受，从而愿意下日积月累的功夫。”此外，周先生认为，书法的学习还应注重“字外功”，对中国传统文化其他门类要能够触类旁通，“中华传统文化各门类不是‘个体户’，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将这个大关系割裂开来”。
中国人有责任把书法之美介绍给世界
的确，中华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塑造着中华儿女的“精”“气”“神”。不仅如此，中华传统文化被认为是解决当今人类共同问题的重要精神资源。
因此，除了希望更多的中国青少年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和书法艺术，周先生认为“中国人有责任要把书法这门艺术介绍给世界”。周老满怀期待地“预言”：“这个目标很远大，我这个人真是狂妄无比。但咱们头脑里要有这个雄心壮志。也许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能实现，甚至也许咱们都老了，也赶不上完全实现。但将来必然有那么一天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周先生早些年亦曾尝试过践行这个目标。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他曾应邀到国内外大学讲学，包括曾应美国鲁斯基金会之邀以威斯康星大学访问教授身份赴美讲学。在美期间，他有一回应邀以英文演讲中国书法。虽然讲座很受欢迎，但他对演讲的效果表示怀疑：“我讲了一个小时，讲完临出门时，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听者，跟我说‘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意思是‘你的英语非常好’。这当然是夸奖我了，但是反过来我仔细一琢磨，我讲完了，他对于中国书法的感受有没有？这一个小时，他获得了什么？我不知道。他只是说你讲的英语还不错，人家这是礼貌。”
周先生由此认识到，像这样一个关于书法的英语演讲，如果听者没有习字的经验、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悟，也许是比较难以从中获得精神层面的共鸣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借助西方文艺理论、美学思想来阐释中国书法，或许更加便于西方人理解中国书法呢？周先生认为这并非是好办法：“拿西方现代的、时髦的一些个文艺理论，往我们中国书法上套一套，来写写文章，这个是可以的，不是说绝对不行。但是这样做往往是隔靴搔痒，搔不着我们中国书法的痛痒处。”
那该怎么办呢？周先生其实早已在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尝试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做书法普及工作，其中周先生为书法普及而撰著的《书法艺术答问》一书，1980年在香港出版后，内地相继出版，后来成为再版多次印行数十万册的畅销书，就在不久前的2022年1月，中华书局又出版了该书的彩图增订本。另一个方面，他尝试通过向西方翻译、阐释中国文艺理论的方式，让西方人通过借助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来理解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神，这将有助于对中国文学艺术各具体门类的深刻体悟。周先生曾先后把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文赋》《二十四诗品》等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他认为这样有利于帮助西方人理解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当然也包括书法艺术。
恩师顾随先生的影响：
回归中国古典文化的本位
周汝昌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学本科读的是西语系，然而为何没有走上西方语言与文化的专门研究，而是回归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呢？周先生坦言受到了恩师顾随先生的影响：“顾先生读大学的时候本科也是外文系，后来我们走的都是一个回归我们中国古典文化本位的路子。我今天不能忘记顾先生的话，他说我们学外国的东西还是有限度的，因为中西文化、民族历史各有特点和分别，我们学点儿外文，不是要‘镀金’，而是为了通过对照而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本国的文化和文学。顾先生曾举一首禅诗来启发我：‘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你把高山岭头云都踏破了，还找不着‘春’，找不着那就回来吧，回来手拈着梅花一看，春意十分！这不正是你往外费那么大劲找没找到的‘春’吗？老师没有用死话来教训我，他只是借助这首诗这么一点拨，却给了我深刻的影响，我一下子就回归了。”
同样师从顾随先生的叶嘉莹先生，在南开大学授课时也曾谈到顾先生寄望她不满足于“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而要“别有开发，自有建树”，并建议她“取径于蟹行文字”、借鉴西方学说来阐发中国古典诗词的精义。谈到叶嘉莹先生时，周先生露出亲切的表情笑道：“我们是同门而不同学，她是老辅仁的，我是老燕大的。”周先生与叶先生虽然同门，然而并不同校，因而早年并不相识，直到1978年，两人因为同时受邀参加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举办的国际红学会议，才得以首次相见。“我们尊奉的共同的恩师是顾随先生啊……”说到这儿，周老发出满怀深情的一声长叹……
眼前这位年已九旬的老人，虽然面对的是我等晚辈后生，然而自始至终他的话语都是十分谦恭。虽然双目几近失明、双耳几近失聪，然而周先生有着非凡的记忆力，谈起中国传统文化各门类如数家珍，引经据典而几乎不出差错，思路开阔而汪洋恣肆。可是周先生却很谦虚地自评：“我说话很随便，因为我一开谈起来，就喜欢‘跑野马’，我不光是闲话太多，而且没主题。”
“跑野马”这个词儿于笔者而言很耳熟。笔者曾在南开大学多次听叶嘉莹先生古典诗词讲座，叶先生一向不在课前准备具体讲稿，任凭自己的联想来发挥，兴之所至，无迹可寻，事后又自谦地认为是“跑野马”。其实这种“跑野马”式的授课或谈话方法，来自周先生、叶先生共同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影响。据说当年在课堂上，顾随先生也以“跑野马”式的授课方式著称，如今我们读根据叶嘉莹、刘在昭当年听顾随先生讲课笔记整理的《传诗录》，从其纵横古今中外、文史哲禅、旁征博引、跳跃通透的语气，亦可略窥顾先生当年“跑野马”之一斑。
笔者以为，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向西式的规范靠拢的时代背景中，顾随、周汝昌、叶嘉莹这一脉以“跑野马”式的感发为特色的古典文学艺术分析方式，留存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那种注重印象与感悟、即兴与感发的欣赏与批评方式。这种方式是直觉式的、诗意的，因而利于阐发中国古典文化之精义。
2008年11月29日，本文作者韦承金拜访周汝昌先生时的合影
那次拜访回来之后，限于版面，《南开大学报》只是发了一则新闻消息和周先生谈论欧楷的一篇随笔。一同前往采访的一家天津网络媒体，也只是截取了一些视频片段发在网站上。此后没过几年，周先生便辞世了，那次拜访也便成了笔者见到周先生的最后一面，也是唯一一面。时隔多年，检索旧资料重听当年录音，深觉周老当年的讲话意味深长。笔者以为，周老当日的所思所想，于当今中国书法及传统文化之传承与发展或许仍有许多启示与意义——有识者当能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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