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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与姑母叶嘉莹(七)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5月7日发稿时间:2021-05-07 15:16

  逄诵丰先生

  在南开园里,我有一位可说是“忘年交”的好友——南开大学外事处原处长逄诵丰先生。逄处长是中文系张菊香老师的夫婿,也是鲁德才老师、郝世峰老师、宁宗一老师等诸位师长的挚友。他对南开大学国际交流的贡献,特别是在“引进”叶嘉莹先生的事情上,当真是功不可没。

  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称呼他为“逄处长”。他是一名老党员,忠于党的事业,热爱南开大学,思想相当活跃,并且很是超前,做事不拘一格,但原则性极强,对于外事政策把握得十分有度和到位。他酒量好,而且善美食,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当时南开专家楼餐厅的佳肴,物美价廉,享誉天津。他做事非常有魄力,曾大胆地以专家楼作为抵押,从银行贷款建起了南开大学的第二座接待用楼——谊园,一半是留学生宿舍,一半是国内研究生宿舍,而且房间内都设置装有浴缸、淋浴的卫生间。当时,这在全国属于首创,吸引了不少大学的外事部门前来参观学习。据说后来北京师范大学借鉴此经验,建起了京师大厦。

  逄处长除了出差以外,差不多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我每次回南开,一定会与他共进早餐,晚上会在他的办公室聆听他对南开的畅想……他为南开大学,真可谓是鞠躬尽瘁。

  1979年的南开大学还没有外事处,只有留学生办公室,那时逄诵丰先生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对外交流工作。随着外事工作逐渐增多,1980年4月,南开大学组建外事处,他先被任命为副处长,负责具体日常工作,1983年5月被任命为处长。自叶先生第一次到南开以来,他就参与了接待,一直到他退休,甚至可以说直到去世,他对叶先生都敬重有加。

  南开大学原本有一个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是专门为各系外国留学生教授汉语的地方。1989年初,我到南开时,曾向逄处长介绍:现在的外国学生到中国来留学,是想既学汉语又学中国文化。这个“中国文化”里,包含了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民俗等,而这些都是要以“学汉语”为轴心来展开的,不需要太专太深,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学习……没想到,我这么随便聊天的一番话,逄处长竟往心里去了。

  他立刻就找了中文系主任郝世峰老师和历史系主任刘泽华老师商量。因为当年这两个系比较难搞“创收”,在南开大学是“最穷”的两个系,而外事处的“汉教中心”经济效益不错,比较富裕,逄处长甚至想以“汉教中心”合并这两个系,这样可以给这两个系的老师们增加一些收入。又因为当时招收留学生是以美金计算收费,所以他还想:多招生就能为学校多创汇,创汇多了,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才能有外汇经费出国交流。他的这些想法,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据说当时这两个系的主任都表示了理解与赞同,但是不久后出现了人事变动,此事也就搁浅了。尽管此事已无法继续,逄处长却心生了将“汉教中心”扩展为学院、从而具备独立招收留学生资格的想法,在得到了南开校领导的同意后,他积极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计划办一个“对外汉语学院”。

  1990年2月,我带领40余名日本大学生到南开短期学习时,听说了此事,遂向逄处长建议,应该在名称上增加“文化”二字,改为“汉语言文化学院”,否则将来难以扩展并前行;再者,这个院长应该请在海内外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来担任。他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便向校领导说明,到教育部变更了申办名称。

  1990年,叶先生已从加拿大的大学里退休,受邀在台湾讲学。10月下旬,我从日本飞往上海,与叶先生和台湾淡江大学的林玫仪老师会合。我们先去拜访了施蛰存先生,然后同乘火车前往江西上饶,出席在上饶师专(今上饶师范学院)召开的“纪念辛弃疾诞辰850周年学术研讨会”。那次研讨会的学术气氛和中青年研究者们的好学热情,引发了姑母对于未来长期回国执教的有关思考。

  眼见到了10月底,汉语言文化学院将获得审批,“汉语”部分可依托于原有的“汉教中心”,可是“文化”部分还没有着落。11月初我来到南开,向逄处长谈及了叶先生有意回国长期执教的念头,他听后立刻就说:“太好了!其实,现在东方艺术系的主任空出来后,还没有人选,现在我知道叶先生在加拿大已经退休,想向领导推荐叶先生来当系主任。”我跟姑母说明后,姑母说:“不行,我做不了。我只是一个教书的人”,便拒绝了。

  逄处长又提出:“听说国内某大学打算聘请金庸先生做系主任(数年后,金庸先生受聘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我希望叶先生能到‘汉院’(汉语言文化学院的简称)来当院长。”并让我将他的邀请之意转达给叶先生。叶先生仍然没有同意。

  逄处长生于1932年4月,原本应于1992年4月退休,但是由于“汉院”院长没有合适的人选,当时南开大学的校领导希望等“汉院”成立起来后,他来代理院长。于是,逄处长再次提出了新的建议:请叶先生在“汉院”里成立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并任所长,日常经费都由外事处负担……总之,他知道南开需要引进叶先生这样的学者,是以再三发出邀请。

  因当时叶先生在台湾的讲学还未结束,这期间,逄处长通过我与叶先生反复沟通了一年多。几经周折,而且是在鲁德才老师同意出任副所长的情况下,姑母终于同意了,但仍然强调自己只是一名教师,而且只是研究诗词的,所以研究所应该是中国诗词方面的。

  记得我陪姑母去拜会已经退休了的郝世峰老师和张菊香老师,表明邀请诚意,鲁老师又邀来了李剑国老师、张红老师。叶先生找来安易老师做所长秘书。经过大家商量,最后根据叶先生的想法,命名为“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据张菊香老师回忆,和叶先生、郝先生商量筹建“比较文化研究所”事宜,是在1992年3月。

  就这样,1992年晚些时候研究所挂牌成立了。据张菊香老师了解,1993年1月14日的《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会议纪要》刊出了“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成立的消息。

  1993年12月南开大学的“汉语言文化学院”正式成立。可是1993年5月底,促成研究所之事的逄处长退休了。所以,他所构思的“宏图愿景”都打了水漂儿。这样一来,刚刚创建起来的研究所,经费来源没有了,研究所如何坚持办下去呢?当时,研究所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幸亏时任常务副校长王文俊先生积极协调,才把东方艺术系大楼里的一个房间借给了研究所。

  在此后的数年间,我每年春天从日本带一些学生来,都由南开大学旅游公司的陈安捷老师安排食宿行,请研究所的郝世峰老师、张菊香老师、崔宝衡老师、安易老师给他们开一些基础的汉语会话和作文课,研究所才得以维持下来。

  这期间,南开大学的校领导也有了变更。1997年1月,研究所挂靠中文系,才有了新的转机。

  1999年10月,由旅居加拿大的蔡章阁先生为叶先生捐资200万元,与南开大学合建的文科大楼——范孙楼落成,研究所终于有了一隅之地,并更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因为是外籍专家,已经落户南开的叶先生,却依然不能享受校内正式教授的编制与各种福利待遇,特别是不能在校内购买住房,还须住在专家楼,缺少放置大量书籍的空间。而叶先生已于1997年捐出了自己退休金的一半,为南开设立了“叶氏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直至2011年龚克校长履职南开后,叶先生的工资待遇问题才逐步得到改善和解决。

  2014年初,加拿大的刘和人女士与澳门的沈秉和先生各捐出人民币100万,会同南开大学一起出资,为叶先生在南开园里建造了一座二层灰墙灰瓦的中式院落——迦陵学舍。因考虑到叶先生年高体迈,还在建筑内设计并安装了一部电梯。内部装修是由横山书院的学员们集资完成的,客厅里有徐州企业家魏垂谷先生赠送的巨型灵璧石,院内有2014年11月26日北京恭王府管理中心移植和赠送来的两棵“西府海棠”。2015年10月17日,迦陵学舍正式启用。

  研究所的所长至今都是由叶先生担任,副所长则先后由鲁德才老师、崔宝衡老师、赵季老师、张红老师、孙克强老师、张静老师担任,所长秘书先后是安易老师和可延涛老师。

  2004年9月底,逄处长因患胃癌去世。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说:当年没有逄处长,南开大学就不会有这么好的国际交流基础,就不会有现在的汉语言文化学院,就不会有叶先生和“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

  (点击查看原文

编辑: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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