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勇进、张昊苏都是我的博士研究生，负笈南开大学多年。让我高兴的是，他们合著的《文学·文献·方法──“红学”路径及其他》一书，被列入“天津《红楼梦》与古典文学论丛”，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赵建忠教授倡议并主编的这套“天津《红楼梦》与古典文学论丛”，洵为津门学术界一件盛事，于国内红学界也开了一个好头。入选丛书的作者多为红学界的耆宿，八十高龄以上者超过半数。这显示了津门红学悠久而深厚的传统，也是主编尊重前辈、赓续传统的用心所在。不过，“江山代有才人出”，诸多前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发展还要寄希望于后昆，建忠本人系属于中年一代的红学专家，而丛书中展示一下更年轻学者的成绩，相信将使其面貌更显完备，并增加一些勃勃生机。

　　　　以一部作品的研究而形成一种“学”，在中国似以《红楼梦》肇端。其后虽也有所谓“龙学”“金学”“水学”等相继出现，但在学界及社会的影响皆远不能与“红学”相比。检点百年“红学”，名家辈出，论文、专著汗牛充栋。而历史上几次大的论争，跌宕起伏，波涛所及远远超出学界的范围。有些问题，如所谓“索隐”与“考证”之争，看似当时已见分晓，岂料数十年后烽烟再起；又如后四十回之评价，一度呈一面倒之势，然不久歧义又生。作为学术问题，这都在所难免，甚至是思想活跃的表现。不过，在争论中，有关方法论，有关研究路径的合理性，双方关注不够多，缺少正本清源的探究与碰撞，也是老问题不断重复出现的原因之一。

　　　　《文学·文献·方法──“红学”路径及其他》一书对于方法与路径有较多的关注。二十年前，霍国玲姐弟活跃于北京红学领域时，孙勇进便从学理角度写出系列文章，讨论索隐红学现象以及文献材料使用的学术规则问题。收入此书中的“勇进篇”包括：《“索隐”辨正》《索隐派红学史概观》《一种奇特的阐释现象：析索隐派红学之成因》《无法走出的困境：析索隐派红学之阐释理路》《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解梦〉何曾解梦》《〈红楼梦〉与中国人生悲剧意识》《〈红楼梦〉的写实艺术与诗化风格》，并附随笔三篇：《花边考证》《说不尽的索隐派》《赵姨娘的青春》。台湾学者黄一农“e考据”提出后，张昊苏就其价值与限度著文讨论，从收入此书中的“昊苏篇”目录可窥一斑：《〈红楼梦〉文本研究的初步反思》《经学·红学·学术范式：百年红学的经学化倾向及其学术史意义》《对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反思──兼论当代红学的范式转换》《红学与“e考据”的“二重奏”──读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红楼梦〉书名异称考》《“作践南华庄子”考：兼及〈红楼梦〉涉〈庄子〉文本的学术意义》《“畸笏叟批语丛考”（附：畸笏叟批语辑录）》《也说“十二支寓”》《说“四字误人”》《读〈还原脂砚斋〉札》《读〈新石头记〉》。当然，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不是几篇文章就能解决的，某种程度上“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见仁见智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但是，提出这个问题，促使学界更多地思考所持方法、所循路径的合理程度，这样的基础性建设对于学术的发展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勇进、昊苏深知兹事体大，或力有不逮，曾向我建议此书的副题是否用“锥指”二字，虽未获采纳，其惕厉谦逊之意昭然。青年学者有此胸怀，“清于老凤”当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