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1984年5月20日我大学毕业不久结婚成家，未按世俗举办婚礼，而是赴京旅行结婚。我找朋友借了一架“红梅牌”135型照相机，沿途拍照留念。那时，相机属于奢侈品，少有人买得起。我和妻子入住崇文区人大招待所地下室，那里价钱极便宜。我们把有限的钱用来游览气势恢宏的天安门广场和美丽的颐和园，参观古老的紫禁城和天坛公园等地；我拍得许多珍贵的镜头，留下了很有意义的黑白照，保存至今。

        因为喜爱摄影，故婚后一年，我买了一架青岛牌“傻瓜”相机，到20世纪90年代又购一“卡片”数码相机，比“傻瓜”相机先进许多，此时相机已成百姓寻常物品。进入21世纪，我又购一款更先进的单反相机，携之旅游，拍照祖国壮丽河山。如今相机已被功能强大的手机取代。小小相机的兴衰，足以反映出社会的飞速发展。

        我结婚时，住在河北区王串场工人新村。那是1952年市政府统一建的平房，每排十间，每间十平方米，我们居其一，屋顶由木架苇把搭成，外铺油毡隔雨水，内吊一平顶。年深日久，房老潮湿，蟑螂满地爬，老鼠屋顶跑；院中砖路高于屋里，遇大雨则雨水往屋里灌，等雨停了再往外淘。屋里一张双人床，有限空间只能放几件生活必需家具，真是“一间屋子半间床，煤球炉子立中央，进水出水皆自运，公厕遥远排队忙”。这就是我婚后一段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当时改革开放仅有几年，国家在努力改善民众生活，大家正朝着富强的方向日夜兼程。

        彼时取暖还烧煤球，煤球及点火的劈柴都是凭本按月按户限量供应。购买时需自己到煤场装运，煤场提供人力平板车和煤筐。空筐放秤上，自己往里装，每筐100斤，我们每月限购300斤，装满之后，自己将这三筐煤球抬上平板车，车有半米高——幸亏我还有把子力气，不然是抬不上的，然后将劈柴一起拉回家。到家后，要将煤球、煤灰分开，煤灰浇水和成泥状，然后摊在房根处，薄厚适中，再用工具切成煤球大小的方块儿，晾干后，就可以和煤球一起烧了；有时为了节省时间，在墙上贴煤饼子，晒干后用斧剁成小块使用。劈柴是废木材，大小粗细长短不一，需用斧头劈，剁成既能放入炉中又能点燃煤球的小料。冬日里，门窗玻璃上结满了冰花，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把炉火点燃取暖，有时铁皮烟囱不畅，弄得满屋浓烟滚滚，熏得咳嗽流泪。三十多年过去了，生活巨变，如今家家用上了“双气”，既省事又干净，“90后”的孩子们只能从影视中见到以上描述了。

        还有饮水问题，那时在居民区里，上百户人家共用一处自来水，为了节约用水，开和关有时间限制。需用水时，自己拎着水桶去打，距离远一点儿的住户，常常在家备一口水缸储水，以免炊饭时集中用水排队。更为不便的是，屋里没有下水管道，打进来多少水，洗衣洁菜后，都要再倒出去，一日要倒数次——有了孩子后，用水更勤更多，外倒次数也就更多。如今，大家皆住单元房，屋里有上下水道，很是方便。

        那时如厕也很成问题，公厕皆为蹲坑旱厕，大多建在公路旁开阔地带，以便环卫车抽运粪便——如此可苦了离公厕远的住户，我们便是其中之一，需走十分钟才能到达，最为尴尬的是，有时内急匆忙赶到后，没有空位，还要等待，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如今单元房里都有厕所，便后用水一冲，既卫生又便利。真是沧桑之变啊！

        随着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1987年我们迁入独单，上述生活困难一下子全都解决了。又过了几年，再喜迁偏单，生活空间更大了，距离单位也近了，解决了我许多后顾之忧，使我能全力以赴传道授业、研读写作。2005年，我们又购置了一套三居室有电梯的楼房，实现了我企盼已久、拥有自己一间书房的心愿；坐拥书城，博览群书，潜心著述，感觉很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