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王克昌奖学金”，天津许多高校的学生并不陌生。但是，若提起王克昌这个人，恐怕很多人未必了解。笔者是与王先生交往甚厚的，借今晚报版面，讲一讲王先生的故事，也让更多人了解他。
2007年5月22日凌晨，王克昌先生以九十二岁高龄在日本东京仙逝。在日本三十六个大中城市里，凡是挂着天津饭店招牌的正宗中国料理，都是王先生的产业。在日本业界，王克昌是享誉东瀛的华人企业家。在其故乡天津，从王克昌奖学基金中受益的莘莘学子，在学的和已毕业的，总数在万人之上。
那次邂逅
我认识王克昌先生缘于一次普通的采访。一九八六年四月，经画家范曾先生牵线，王先生回国到南开大学与母国光校长协商他捐资设立奖学基金事宜。之后，他回故乡大郑庄，为他捐资的小学图书馆落成揭幕。当时，有十几位媒体记者随行采访报道王克昌先生的活动。我那时忝列其中，年轻又普通。普通到可以忽略，因为有我没我，绝不会影响先生事迹的传颂。没想到的是，我这次采访竟然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
采访那天，我是单独开车去的。因急着发稿，活动一结束，我就先行开车走了。第二天傍晚，我接到了先生打来的电话，约我到他下榻的喜来登饭店一叙。先生是何等人物，为何约我这样一个年轻记者？于是，我放下电话如约到了喜来登。先生拿出一个信封对我说：“大家采访都很辛苦。每人一份的茶水钱，你怎么没领呢？我知道后，特别想找你这个年轻人聊聊。”我这才意识到是先生误会了，连忙婉言谢绝了先生的好意说：“自己是南开大学毕业的，您老尚且为母校捐资，我哪好意思收您的钱呢？”
先生赞许地点头说：“难得啊！”先生问我想不想去国外深造？接着取出一张名片说：“地址和电话上面都有，你几时有了出国留学打算，随时可以找我。”说完，起身握别。灯影苍茫，我望着先生的背影，如果不是那套笔挺的西装，先生与一位淳朴的天津老农别无二致。
当我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距离与先生的那次邂逅整整过去了三年。先生接到我的信后，很快办好了我在日本学习和生活相关的所有手续。真没想到先生这“三年一诺”，却是“一诺千金”。我初到日本去拜望先生那天，先生拿出一张支票对我说：“这是五十万日元，是你第一年来日本学习和生活的费用。节省一点还是够用的。如果遇上困难，再来找我就是。”
那天，我在东京新宿天津饭店与先生相对而坐。一边吃饭，先生给我讲了他资助的一个留学生的事。有一个北京籍的留学生，在东京读日本语学校，同时在王先生的饭店打工勤工俭学。在一次吃饭时，他剩下半碗面条，起身就要走。先生正好看到，便问他，碗里的面条还吃吗？学生摇头。先生端起饭碗，吃净剩面后说：“我是这么一碗面、一碗面地积累起来，才做到今天这样有一点积蓄。你们年轻人，也要懂得一点一滴积累才会有所成就啊！”
我深知先生讲这件事的良苦用心，自此一刻不敢倦怠，先生的话总在警醒着我艰苦向上。
那本小书
王克昌先生在喜来登约见我的时候，留赠给我一本小书：《一个小商人的奋斗》。那是先生写的自传。书的装帧极其朴素，很薄，只有五十页。在书里，先生一字一句写他商海沉浮的经历，写他阅尽人间沧桑的成长与心路历程。先生文化不高，语言平朴无华。先生只老老实实地写自己活过的，一如生活中的先生一样，简朴、少语、内敛。
王克昌先生经商有过三次挫折。一是学徒出师后，初涉商海便赔掉本钱又重做学徒；二是整整一轮船共一千五百吨货物在韩国被骗，落得多年经商积蓄血本无归，身负巨债；三是去日本做国际贸易，两船货物被美国大兵无端扣押后没了下落，自己还因莫须有罪名被关进日本监狱。王克昌像西西弗斯那样推着滚石上山，一次次接近山顶，又一次次滑落下来。每念及此，我总扼腕叹息：即便是命运，也没有权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摧毁一个人的意志。无论是谁，连续遭遇这样三次几可称作灭顶之灾的挫折，恐怕都不得不认命。而先生对此只用一句话就做了了结：“这样的挫折本不该发生的，一是自己年轻，二是自己轻信才造成的。”那份自省，那份淡定从容，非历经大风大浪是不会有的。
王克昌先生没有因挫折沉沦。他是视商场作战场的战士，失败一次再冲锋一次。他在商海之中如同一艘不沉的船，一任风吹浪打，昂首前行。一九五六年他在日本东京建立第一家天津饭店。之后，天津饭店的招牌在日本，挂进了三十六个城市……滚石终于被王克昌推上巅峰！
一九八九年三月，王克昌先生历经日本法律繁杂的申报与日本政府严格的审查，最终获得允许，他出资一亿日元在南开大学设立王克昌奖学基金。
当时，为王先生那本小书，我给南开大学母国光校长写了一封信。在信里我谈到，《一个小商人的奋斗》所讲述的创业精神，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和在校大学生来说是比金钱更重要的财富。我向母校长建议，发放王克昌奖学金最好附赠王先生这本小书。让获得奖学金的大学生了解王先生的人品和他创业的艰辛，以期薪火相传。我随信附上了我当月工资九十六元，作为那本小书再版的第一份集资。我这封信受到母国光校长的重视，他很快通过办公室工作人员约见我，并批示南开大学出版社再版王克昌先生的自传。
王先生那本小书，我至今带在身边。无论留学日本，还是归国创业。每有余暇，我总会翻看，以求解自己手足无措的窘迫。每次掩卷之后我必有收获，重新会意先生那本小书的厚重况味：一个商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本不为过的，而王克昌先生却能做到重义轻利；先生的目光，已经穿越浮嚣的商尘与物欲的俗世，洞悉了人生价值之所在；先生能在古稀之年思少年失学之痛，富贵不淫，一掷千金，奖学助学福荫后辈，其实是为生命找到了一个隽永的存在形式。
那个筑波
与冲浪运动无关，“筑波”这两个汉字在日语里指日本的一个地名。筑波市在东京东北方，直线距离约七十公里。形象一点说，好比天津市区是东京，筑波市大约就在蓟州县城那个位置。我这么打比方是因为筑波市北有筑波山，被日本人称作京东第一山。巧的是我们也称蓟州盘山作京东第一山。只是此山非彼山，一座山在蓟州一座山在筑波而已。
王克昌先生在筑波市也有天津饭店，就在市中心西武百货的楼上。筑波大学在市区北侧，距王先生的饭店十分钟车程。我曾在那留学。一九九零年四月，我考入筑波大学文化人类学家宫田登教授的博士课程做研究生。第二年，我获得日本育英会奖学金。王克昌先生闻讯专程从东京赶来筑波，在天津饭店请我吃饭以示祝贺。先生高兴得连连说好，让店长准备了两个小菜、两碗米饭、两碗汤。先生从来如此，不抽烟，不沾酒。无论自己吃饭还是招待什么客人，都不尚奢华，也不备酒，吃饱即好。一九九八年我随市政府领导访问日本，王先生设宴接风，依然没有摆酒，依然是老三样：饭、菜、汤。
先生绝非吝啬之人。据我所知，先生资助的留学生中我是第三十六个。我到日本不久，王先生又委托我帮助三个青年人找到指导教授，到日本留学。几年之后，我和王先生聊到他资助留学生的话题，他乐呵呵地说，已经有五十多个啦！先生资助那么多留学生，如果按每人资助五十万日元计算，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先生却以此为乐。遇到中国人赴日留学求助于他的，先生无不慷慨解囊。
王先生商务繁忙，还要为资助的留学生提供各种法律担保，到日本入国管理局报送文书材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这类手续异常繁琐。王先生却总是乐此不疲。首先是家人对先生有了意见。有一次我给先生打电话，要他为委托我帮助办的那三个留学生出具担保证明。王先生不在，王夫人黑崎得子女士冲我发了火，怨我给先生找了麻烦，弄得我一头雾水。后来，王先生打来电话向我道歉说：“对不住啦，你别恼她；她是日本人，跟咱们的思维不一样。我做这些事从来不跟她说的，省得啰嗦呀。”王先生不急不恼地说：“你是不知道，连日本入国管理局的官员见了我都讽刺我，‘王桑（日语称呼他人，相当于老王），你干脆到入管局签证处上班来吧，省得跑来跑去的辛苦。’”
我不敢猜想先生心境的崇高。因为以我的见地，很难达到他老人家那个“海拔”高度。我每见他偌大年纪，那样富有，却没豪华汽车。每次他到筑波，总乘电车来，再乘电车回。我送先生上车，挥挥手，心里一热，涌起无限崇敬。
获得奖学金后，已足够我学习和生活的开支。我向王先生明确表示，不必再资助我了。一九九四年，我把从奖学金里节省下来的八十万日元，以王克昌的名义汇给了河北省阜城县杨庙小学支援教育。这所小学是先生一直捐助的。王先生知道后说，你学习那么辛苦，用钱地方多，省点儿钱多不容易。你又何必呢？这之后，王先生先后送我两本书，都是记述他捐资助学事迹的。他在扉页赠言里我名字的后面，又写上优等留学生留念。
我诚惶诚恐，知道先生鞭策的美意。从此，学习、生活、做人，越发不敢造次。
那位“先生”
经王克昌先生担保并资助到日本深造的中国留学生中，优秀者众。我见过一位叫于宝田的先生，在日本留学就颇出类拔萃。王克昌先生十三四岁的时候，从乡下到天津裕恩永商行做学徒。商行老板姓于，对少年王克昌呵护有加。于宝田就是当年那个于老板的孙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于老板早已谢世了。王先生知恩图报，辗转找到并资助于宝田到日本留学。于宝田毕业于山东大学，到日本后发奋苦读，很快获得硕士学位并继续深造。王先生对于宝田很是器重，凡有重要活动总要他随行。王先生几次跟我夸奖于宝田为人忠厚。他埋头读书做事，三十多了仍未结婚。老人几次为于宝田做媒，于宝田专心研究却顾不上相亲。王先生断言，于宝田必成大器。果然不出先生所料，于宝田先生后来成为日本女子大学教授。
当然，给王先生带来麻烦的留学生也有。一次，先生资助的一位女生突然失踪了。按照日本法律，留学生在日本的一切行为都由担保人负责。教授打电话找王先生要人。王先生向那位教授说了很多好话，又给我打电话让我设法找找，怕有什么闪失。那位女生是我在筑波的同学介绍到熊本大学留学的。一通乱，终于找到那位女生。原来她坠入情网，丢下学业做情侣，熊本距东京所去甚远，她哪知道这边王先生在为她担忧呢？
留学生惹事最严重的一次，是东京警视厅在深夜十二点半传唤王克昌先生。王先生有些发蒙：从一九四六年到日本，规矩做人，守法经商，没有做错过什么呀？到警视厅才弄明白，他担保的一个留学生在北海道出了岔子。那位出事的先生本是一位高校教师，有妇之夫。在北海道留学可能过于寂寞，与一位日本女孩相恋并致女孩怀孕。这种事在日本是可以解决的。按照当时的通行做法，如果不想结婚，花一笔钱了断就行。但这位老兄好色却又贪财，把姑娘撂在旱地儿上躲了。惹得那位事实上的日本“丈母娘”大光其火，报了警。王先生作为担保人，被警方午夜传唤。
那是一个漆黑的寒夜，先生飘散着满头灰白的头发。日本警官虽久仰先生的大名却还是要问，“凭先生的名望和地位被我们半夜请来，怕是不大相宜吧？”王先生却静静地说：“他是我故乡的孩子，我是他的长辈，我当然要出面。你们要我怎么做才可以结案呢？”一大笔钱就这样为那位先生的错误埋了单。先生面色平静如水，日本警官的脸上却写满了敬意。
就是菩萨，也有脾气吧？王克昌先生和我谈及这件往事，依然心平气和：“年轻人总是一脚深一脚浅的，犯了错总还有机会改正的。”
不知那位“先生”如今正在哪所高校里教书育人，你若已汲取教训，为社会做点儿实在事，王克昌先生便可在天国安魂！
那场怪病
说来让人难以置信，我总觉得女儿得过的那场怪病，与我命运的拐点，结识王克昌先生、注定要到日本走一遭有关。
前面曾说到，王克昌先生与我在喜来登饭店分手之后，我们之间的故事似乎不再延续了。王先生在日本经商，我依然做着记者的工作。日复一日，相安无事。太阳照常升起。
谁料这一年夏秋之交，我两岁半的女儿突生怪病。持续高烧半月余，红眼，舌如草莓，手脚硬肿，高烧后手脚大面积蜕皮。我和妻子抱着女儿遍访天津各大医院名医，均按感冒论治，竟不能确诊。后来女儿脱水病危，住进空军医院抢救。一位年轻护士在抢救中无意发现女儿小脚丫蜕皮，惊呼道：这孩子可能是川崎病吧？！原来，天津儿童医院一位姓黄的医生曾在日本学习过这种病的治疗。这位护士其时正在儿童医院进修，听黄医生讲到过川崎病。后经儿童医院与空军医院专家会诊治疗，我女儿得以死里逃生。其后，又经北京协和医院专家王洪琛教授确诊，我女儿得的病叫川崎氏病。这个病是日本医学教授川崎富作1961年首次发现第一例病儿及其病毒。该病毒攻击儿童体内免疫系统，可诱发心脏冠状动脉结瘤，致十二岁以下儿童猝死。这个病被国际医学机构以川崎氏病命名。中国第一例病儿，正是王洪琛教授发现并救治的。
后来在日本，我与王先生聊到女儿得过川崎氏病一直未愈的事。王先生赶忙说，那就快把家属都办过来，到日本来给孩子看病，日本病日本治嘛！后来，经王先生玉成好事，我妻子、女儿、儿子都到了日本。女儿自生病后，一直在国内遵从医嘱每年做两次心脏监护治疗。到了日本，筑波大学附属医院有四位教授对我女儿做了精心救治。我女儿奇迹般痊愈了。一位教授告诉我，从此不必再为女儿这个病到医院做任何检查了。我心中暗忖，难道命运背后真的有一只看不见的推手？要不，可怜小女又为什么非要经历“怪病”这一劫呢？偏偏我又正巧得王先生资助到日本留学，方才治愈了女儿的怪病。想想，命运有时真像是一个谜啊！
我心里默默感谢我们全家的贵人王克昌先生。这一次是我们全家盛情邀请王先生吃饭，王先生欣然而至。然而，我吃过饭去结账，那位店长说，王先生已经在来时就付过钱了。我坚持要我请王先生。先生笑笑摆手，不必啦，等有机会我到你们家，吃一顿家常饺子吧。
那个灵魂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仔细地说一说王克昌先生了。一九一五年，王克昌降生了。当时，他的家乡没人能预见这个孩子将给这个贫困的村庄带来惊喜。七十一年之后，一九八六年，军粮成大郑庄，依然是北方不发达的乡村模样：农耕为主，盐碱地，沟壑交错，起着白碱的土地上，间或有碱蒿与芦苇在风中瑟瑟摇曳。这场景足以让前来采访的一大群记者想见，王克昌出生时这里是怎样萧索与荒凉。但各大媒体还是让王克昌造福桑梓的义举连同这座村庄声名远播。
王克昌的爷爷大福公，曾是一位船长。他指挥过七只大船组成的航运船队，沿海河向大海破浪航行。正当大福公将要挣脱贫困之际，八国联军的疯狂炮击让大福公的船队樯橹灰飞，大福公的发财梦也被炸得支离破碎了。曾经叱咤风云的船长，无奈蜷缩在一座低矮的土屋里开个小小水铺养家。贫穷与忧患压得大福公背驼下来。这时候，王克昌呱呱落草似乎让大福公看到一丝光亮。他为长孙取乳名大喜。
似我这等晚辈，本不当提及先生的乳名的。可在我看来，在王克昌一生的岁月积淀中，大喜这个名字有着太深的寓意。大喜，确实给他的家人、朋友，甚至与他不曾谋面的大、中、小学生们，带来过那么多的大喜过望啊！
王克昌十一二岁因家贫失学。小小年纪，他肩背油桶走街串巷，在寒冬腊月冰冷的风中卖灯油贴补家用。妈妈接过儿子赚来的几个铜板，为儿子懂事而欣喜；二十三四岁的王克昌在天津做生意刚见起色，他感念自己失学之痛，联合本乡青年商人陈锡华、刘少波共同出资，在大郑庄创立正心小学。他们出钱请老师，教贫苦农家的孩子读书识字。王克昌让老乡亲们着实“大喜”了一把。一九七六年，背井离乡三十年的王克昌回国与家人团聚。家人喜极而泣，真如喜从天降；而当王克昌把自己辛苦一生的积蓄，拿出来奖掖后学时，又有多少学子喜上眉梢儿呢？
自古，先贤们就说：大爱无形。我亲历的王克昌先生的爱，都是人间大爱却又都实在具体。王先生晚年患眼疾，得知百岁老娘悬念牵挂，嘱托我回天津探望，告诉老妈妈他的眼睛经过治疗已好多了。还让我转告老太太，他一定回国来给老妈妈过百年寿辰。王老太太虽百岁却耳不聋，眼不花，腰背不塌。老太太端坐床上，慈眉善目，真如活菩萨妙相庄严。听到儿子捎来的话，笑眯眯地说，他在外边不易，身体好才好。儿行千里母担忧啊！王先生和我说起早年家贫，母亲典卖自己的首饰持家。她对公婆孝敬，对儿女慈爱，对邻里和睦。从没见妈妈和谁红过脸。乡亲们都说王老太太真是修来的福。修来她百岁长寿，修来她无疾而终，修来那个为她尽孝、福荫桑梓的大喜。
法国富翁巴拉昂死后悬赏一百万法郎，看谁能找到穷人因为缺少什么而不能变成富翁的答案。在48561人寄来的答案里，只有9岁女孩蒂勒的答案，与巴拉昂死前锁在保险柜里的答案一致：“穷人因为缺少致富的雄心而不能变成富翁”。大喜九岁时，一定从大福公爷爷那里看到过那位老船长致富梦想幻灭却依然雄心勃勃、绝不服输的眼神。于是，大福公的基因遗传给了大喜，他从小立志：虽生于忧患，决不能再死于贫贱。大喜这才走出乡间小路，走出了一个坎坷不平、却有声有色的人生！
王克昌先生在遗嘱中写道：把我的一部分骨灰带回我的家乡天津。王克昌先生惦记着他的家乡，他的父老乡亲，他热爱的这座城市。王克昌终要叶落归根，魂归故里。
王克昌先生活到九十二岁高龄，这是上苍赐予他的福分。然而他并不自私，没有独享那些福分。他的长寿恩泽了太多活着的人。是的，“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如果一个人死了，人们却仍能在记忆里寻找他。那么，这个人的灵魂就将获得永生！
图①王克昌先生
图②南开大学王克昌奖学金首次颁奖仪式
图③王克昌先生被授予天津市荣誉市民称号
图④王克昌先生与夫人黑崎得子在冈山公园
图⑤王克昌先生与作者一家在日本筑波的天津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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