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
近年来，常为罗宗强兄的健康担忧。自上世纪末，他的健康情况渐告恶化，这倒并不是因患什么恶疾，而是自然衰老，不知是否因为早年的肌无力等罕见的病症在慢慢摧毁他的健康，但在日常通话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健康情况的日益退步。
2015年时，承黄霖兄的好意，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组织了一套《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首列十人，均为国内年长一辈的学者，我与宗强兄都名列其中。拙作《锺山愚公拾金行踪》和宗强兄的《因缘居存稿》有幸并列其中，自然会对彼此的选文与写法交换意见，此时宗强兄即很悲观，一再提到“怕是看不到此书正式出版了”，我就安慰他，既无危及生命的恶疾，有事可做或许还可以延年益寿。果然，丛书顺利出版，我俩也就习以为常地交换各自的选集，留作纪念。
多年老友虽然常在念中，但均已年过八十，行动不便，很难谋面。一在南京，一在天津，平时只能通个电话交流近况。开始之时，我总是每隔个把月去一次电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感到，通话可能也会让他成为负担，于是我常处在又想通话、又怕通话的忐忑心情之中。我不知道他家如何布置，电话可能放在客厅里面。电话接通后，总是夫人前来接听，然后喊宗强兄来交谈。宗强兄身体还好的时候，听到夫人叫他，便迅速起来接听了。随着年龄的老去，他走路的时间越来越慢。后来才知道，他在家走路也要以拐杖支撑，这倒使我担心起来，心想这会不会发生危险？于是我俩的通话也就越来越少了。偶而顺利地谈上一段时间，总是会高兴多时。
到了最近几年，一年也打不了几次电话，只能默默地将思念之情埋在心中。
去年八月底，宗强兄突来电话，说是有一件事要我帮忙，我赶紧接着问，但他的声音极为微弱，已把电话转给他的女儿罗健。我的口音重，罗健听不懂，便由妻子祁杰接着交谈。原来他们想叫我找一个行家，在他的全部画作中挑选出一些可以展出的作品，准备办一个罗宗强画展。罗健说他前时大病一场，已在为他准备后事，后经医生抢救，才脱离了危险，他目前已回家，但仍需卧床静养。最近中华书局已将《罗宗强文集》出版，罗健打算亲自把《文集》和画一起送来。这两件事，自不必让她千里奔波，我就立即与文史馆业务处负责人丁骏兄商量，他也认为容易解决，不必让罗健来南京。于是二人通过网络视频，请这里的书画家与鉴定家萧平先生帮忙，从中挑选了30多幅，且云：此乃粤东画派风格，这个工作，前后只花了半个多小时；罗健还要来面谢，我力辞，让她用快递将《文集》寄来。她后来也说，把一箱子精装本文集提到南京，一个弱女子也会困难重重。
宗强兄的艺术修养之佳，在我们一辈人中很少见。他童年时代就随从揭阳一位画家学画，此人成名后移居新加坡，我俩于1991年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参加《汉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会议时，宗强兄还专程去探望了那位老师。宗强兄夫人王曾丽，毕业于天津艺术学院，宗强兄八十寿辰时还出了一册夫妇画作合集，宗强兄用大写意的笔法，夫人则精于工笔画，于此可见其家庭中艺术氛围之浓郁。
宗强兄还爱好书法，他送我的书中，好多是用毛笔题写的。他还喜欢作诗，新体诗、旧体诗都喜爱，对于新诗作者海子等人，曾有专题论文发表。由此看来，他的艺术修养很全面，鉴赏与创作兼善。从我们偏于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来说，这样的修养，这样的水平，很少见，因此无不给予高度评价，他的研究工作如此出色，即与其涵养的丰富深厚有关。
我们二人都喜读唐诗与《文心雕龙》，平时交谈很多，晚年尤甚。我在晚年完成《文心雕龙解析》一书，就曾得到他的帮助。《解析》之成，对我来说实属意想不到之事，其时我已年过八十，精力不敷，思绪常嫌迟钝，本拟放弃这项著述，然在若干朋友相劝下，终于提振了完成全书的信心。当时感到这类著作社会上流行的已很多，不少是前辈名作和友辈的力作，而自己的原有讲义，是否有其特点，值得不值得加工推出，始终下不了决心，于是将已成的十五篇《解析》样稿分寄有关各位学者，宗强兄亦在咨询者之列。事后蒙兄明告，此稿完全有我个人的特点，值得加工，这才激发了我完成全书的热情。其实我在请他审阅时，心中是很忐忑的，我已知道他当时患有青光眼，阅读不便，但他还是勉力读我寄去的文字，且一一作答。我在书前有一篇很长的前言，列举我对”龙学”中各种问题的看法，颇多与人不同。蒙兄认可，信心始增，而我用语时见疏忽，蒙兄改正，文义始安。如我在历数《文心》研究者中前后阶段作出贡献的一些专家，论及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些代表人物，不再囿于前时的苏式理论，而是结合自身思辨所得，在理论建设上可以牟世金的《文心雕龙研究》与张少康的《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为代表，宗强兄建议，此处可改为“其中有的人则以构建刘勰的文艺思想体系为着力之点。这方面的成果很多，其中可以牟世金的《文心雕龙研究》与张少康的《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为代表”。这样改动，论证始见周密。随后我又接着介绍“在在理论探讨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著作，可以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与罗宗强的《读文心雕龙手记》为代表。”如此评价，绝非囿于人情的酬答。罗书篇幅不大，讨论问题时条分缕析，论断精严，时能给人以启发。读者不难复核。
我在《前言》一文中，还曾尝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龙》学界指导思想的变化作出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艺理论界还未统一于某种理论，源于亚里斯多德《诗学》理论的季摩菲耶夫的《文艺原理》颇为风行，其时就有查良铮的译本面世，不但在学术界传播，高校中也被列为教材。当我介绍到此书时，宗强兄随即来示，说明查良铮即诗人穆旦，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罗兄对其诗作评价极高。我因平时不大读新诗，故了解不多。自兄提示后，始觉应该介绍得详细一些，除了向他讨教外，还向我文学院内研究穆旦的年轻教授李章斌讨教，充实了内容，藉此说明改革开放之前文艺理论界的变化。由此可知，宗强兄在本身在健康不佳的情况下还能帮我完成最后一部著作，友情可感，我对此一直铭记在心。
宗强兄的治唐诗，与我的情况有其类似之处，均为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的一些偏见所激发，由是他写成了《李杜论略》，我写成了《高适年谱》，其后均在李白研究上留下很多笔墨。
世纪之交，我一连串写了好几种有关李白的著作，而对其中《诗仙李白之谜》一书，罗宗强兄还特地在《文学遗产》1998年第4期中写了一篇书评《李白研究的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副标题即《读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我在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如剔骨葬友的奇特习俗，“笔题月支书”的不同于常人的学识，宗强兄认为，我从文化方面研究李白，确是开辟了一条考察这位伟大诗人的新路。从当下的情况看，我所提出的“李白为多元文化的结晶”之说，已为学界众多人士所接受，但像宗强兄这样从理论上加以进一步论证并推荐的还并不多见。
不但如此，我的李白研究成果，还曾得到他的大力推广，当他协助袁行霈兄编写《中国文学史》唐代部分中的李白时，就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有的则说明出自我的某种著作。如果说我的李白研究有着独辟蹊径之处，蒙兄褒奖，也就帮助拙论扩大了影响。
2006年8月下旬，首都师范大学在北京宽沟举办唐代文学学会13届会议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是我俩晚年共同参加的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会后还去金鸡岭长城游玩，其时宗强兄还能顺利攀登高高的城墙，且与年轻人一样，走了许多险峻的地方，事后却又生了一场病。他对自然界的美景，总是尽情享受，即使体能有所透支也在所不惜。
在这次会议上，他留下一张他至为珍视的相片（我、傅璇琮兄、罗宗强兄的合影），先是用在他八十寿辰的纪念集中，后又用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集里，无不放在突出的位置。
唐代文学研究是我们共同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我与他的结交，自唐代文学始，直到去年收到他的文集，一直联系不断，而今人琴俱亡，实在令人不胜痛惜。
自我出任《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起，宗强兄一直密切关注此一巨著的进展。此书初盛唐部份即将出版时，陕西人民出版社领导希望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希望我找两位知名专家写推荐信去争取。为此我就请罗宗强兄和陶敏兄二人帮助。那时陶敏兄已患癌症，且两次开刀，正在休养。但他欣然同意，力疾撰文，可惜没能见到此书的面世。宗强兄亦病患緾身，也在预期内完成申报事宜，陶敏兄的逝世，我一直深感痛心，但从未写过什么纪念文字，这已成了我的精神负担。今借纪念宗强兄之机，将二人的申报文字附上，藉以一起纪念二人对这一大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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