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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祝晓风
一，初识
印象比较清楚，可以确定的第一次见到罗先生，是在北村郝世峰先生家里。那是我上本科第一年，父执陈慧先生出了新书，让我带给郝先生。那天下午，正好罗先生来找郝先生谈事儿。那几年，郝先生是中文系系主任。郝先生坐在一个比较低的躺椅上，向后半坐半仰着。罗先生坐在他侧前方的一张高椅上，比较端正。郝先生的夫人汪老师一边拖地板一边插话，直呼罗宗强。他们两位和陈先生都是南开大学一九五六级的老同学。当时他们聊系里的事儿，我既不懂，更不敢说话，只稍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给我的感觉，罗先生与侯宝林的脸形面貌有几分相像。还有就是他们二位先生有几句对话，我一直记得。八十年代中期，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工资虽有提高，但相对其他行业仍是中等偏下。当时流行一句民谚：“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的一点儿不夸张。一九七九年之前，大学教师工资平均不到六十元，不如工厂里的一个八级工。八五年到八七年，大学副教授，一个月九十多块钱。有点儿资历的正教授，大概也不过一百三四十元左右，但这就已经让同僚很羡慕了。北京、天津，是所谓六类城市，上海是八类城市，比石家庄的工资水平高个等级，同一个工资级别，在北京、天津就比石家庄高出八到二十块钱。他们就聊到这个话题，抱怨教师们的工资少待遇低。郝先生很认真地说了句话，有点儿像希望，但更多的是展望，但那口气，分明可以让人听出来，郝先生自己也认为这个目标太过美好，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而在当时的我猛的听来，觉得郝先生能一下子说出那样一个大数目，真是个有气魄的人。郝先生很郑重地对罗先生说：“咱们这些大学教授，一个月要是能有五百元，才能有点儿体面和尊严。”
上本科时，系里的大教授给我们上课的已经不多了，一是中青年教师都起来了，二是三十年代出生、五十年代上大学的那一代教师，年纪一般也都稍偏大，大多都五十多岁了，像罗先生这样的名教授，主要精力放在带研究生、博士生上。尽管如此，本科时，那一辈的老师还是有几位给我们正经上过课，比如，刘叔新、宋玉柱给我们上过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薛宝琨讲过民间文学，张圣康讲美学概论，张菊香开过周作人研究，杨自翔上过汉语方言，孙昌武上过佛学与文学，等等，但是不多。一九八九年，郝先生不当系主任后，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副系主任崔宝衡先生主持系务，后来系主任就是罗先生了。
罗宗强先生
二，讲座
罗先生当系主任后，有时开学，或者系里开个什么会，讲过两次话，这个还有点儿印象。另外，他积极为学生们张罗学术讲座。记得罗先生还带头儿，亲自出马，在主楼218，讲过一次，同学来听的人很多，教室坐满了。但请恕我直言，大多数同学，对于罗先生本人的兴趣，要大于对他所讲的学问的兴趣。我和大家一样，讲的具体内容，现在都不记得什么了。只记得罗先生讲座的风格，恰与多年后风靡一时的央视“百家讲坛”形成强烈反差，“百家讲坛”是口若悬河说评书，只求亿万观众都爱听；罗先生是苦口婆心来教导，不管你爱听不爱听。罗先生口音重，我们听不大懂，而且比较细碎，就是让大家要专心做学问，做学问要耐住寂寞清贫，要珍惜时间，下苦功夫，诸如此类。他经常训诫我们的一句话，就是叫我们不要玩儿花拳绣腿，写那些时髦文章，用他的话说就是，那些东西都“与草木同朽”。——本科那几年，刘晓博同学经常用这句话和我开玩笑，一边吓唬，一边批评教育。他会冷不丁地作势把脸一板，眼睛一瞪，拧着小眉头，用右手食指指点着我，学着罗先生的口气教训道：祝老，你不能这样！你这些东西都是与草木同朽！因为这种强化训导，这几十年来，我一想到罗先生，就会联想到罗先生训我们的这句话。
那时，罗先生眼界甚高，学界杂志能入他法眼的，也就《文学遗产》《读书》几家。当时南开老师能在《文学遗产》《读书》上发文章的，屈指可数，宁宗一先生是一个，罗先生是一个。做学问，罗先生则以复旦大学的陈尚君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向他看齐——但显然，这样的目标对我们来说，同样是过于高远了。
因为搞学术讲座，罗先生在当系主任那几年，请了不少名家。比如，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新闻出版署在天津组织古籍整理出版的一个专家会议。罗先生借机，从会上请来好几位：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南京大学古文献所所长周勋初，复旦大学古文献所所长章培恒，四川大学古籍所所长曾枣庄。讲座是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在主楼东头儿111大阶梯教室举办的。因为几位学者集中来天津一趟不容易，时间紧张，就被罗先生凑在一起，在一个下午联袂亮相，一位讲完，另一位就接着讲。后来我们体会到罗先生一番苦心，他无非是想给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开开眼，见识一下名学者。曾先生讲他主持的《全宋文》的编辑工作，兼谈宋代文化；章先生讲明代文学，认为中国文学在近代大大落后于世界潮流，早在明代就露端倪，在《十日谈》问世几百年后的“三言二拍”里，封建观念仍相当浓厚；周先生介绍了他对王国维和陈寅恪两位治学方法和学术风格的看法；傅先生专门准备了一个题目：古典文学与学术史的研究，他认为，在古典文学领域，长期存在着“显学”与“冷门”，这种不平衡状态不利于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傅先生还强调了一点，研究文学史要视野开阔，比如《文心雕龙》，不仅要看到它的文学史价值，还要看到它的学术史价值。
三，不能不提到叶振华
我们大多数学生和罗先生接触少，他给我们这些学生的印象，就是严肃，严谨，刻苦，视学问为生命，甚而我们会误解，认为他是一个刻板的人，只会做学问。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九九一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辑署名是潘淏，其实就是潘建国，此书是老潘向罗先生约稿。罗先生的著作里，这是最为他挣得声名的一本儿，影响超出古典文学研究界，甚至超出学术界。当年，《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都发表了此书的书评，《读书》杂志甚至发了两篇，其中一篇是时任文化部长王蒙写的，八千字长文。当然，这本书也是罗先生自己最看重的。这本书的封面书名题签者，叫叶振华。
叶老师大我们一辈，是我们老师辈儿。可后来混熟了，我们一班小年轻儿就没大没小，偶尔也敢当面叫他老叶。在当代，在我接触的范围内，如果要说南开乃至京津两地还有什么名士，那就是叶振华叶老师。名士的几个硬条件，叶老师都满足：一，有真学问。他一九七九年考上杨翼骧先生硕士，是杨先生新时期的开山弟子，也是新时期第一代研究生。他知识博杂，本专业的史学史不在话下，他还在中文系、历史系开京剧史课，也讲书法史和《周易》。九十年代初就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过文章；二，一笔好书法；三，嗜烟酒；四，狂放，不拘小节，常出惊人之语。一次他对孙立群的孩子说：“你爸爸搞魏晋南北朝史，是一摊屎，我搞史学史，是两摊屎。”有一年他们老同学聚会，叶振华穿着一双拖鞋，就上了火车来北京；五，生活要比较潦倒，而且要在生活比较潦倒的情况下，仍发自内心地视金钱如粪土，视职称如寇仇。——所以，从书法水平和名士风度这两个角度讲，罗先生请叶老师来题《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在精神内容上那是很搭配的，当然很合适。不过按世俗常情，请人题写书名和请人为自己的书写序一样，一般情况下都是要请比自己年长，资望比自己高的人，至少也得是同辈。可问题是，叶老师是一九四九生人，比罗先生小将近二十岁。而罗先生这么重要的一本书，他居然不拘俗礼，请一个晚辈题签，说明什么？窃以为，无外乎人以群分，英雄相惜，罗先生看重的是精神上的知音和性情上的投缘。
还有一件事，可以体现古典的罗先生的另一面。罗先生在古稀之年，偶然读到海子的诗，激赏不已，专门下功夫，写了长篇的研究文章，发表在《南开学报》二○○二年第二期，为打破古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研究的界线，做了个范本。罗先生的文章写得深入透彻，体现出罗先生诗人的敏悟和思想的宽阔，在学界反响也很大。
四，给罗先生添麻烦的两件小事
我们上研究生时，和我们同级的，只有两位博士，都是罗门，曹萌和饶龙隼。本来，他们博士我们硕士，又不是一个专业，而且我们在十七号楼，他们在博士楼十九号楼，学习生活上没什么交集。可是，当年研究生和博士人都不多，同一个年级的，系里从学生管理的角度，都编为一个班。我是我们这一级的男生班长，主要工作，就是在每个月固定时间，都要把系里发下来的粮票三十二斤和助学金六七十元（给他们二位的是工资）给曹饶二位送去。所以，和他们二位，想不熟都难。因为他们平时都泡图书馆，所以经常是到饭点儿时到宿舍找他们。于是，他们也不得不经常热情地留我吃点儿，聊天。聊天的主要内容之一，当然就是罗先生。聊罗先生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他们倾诉罗先生对他们的严厉之爱和爱之严厉，当然以后者为主。每当看到他们二位情绪低落、一脸窘相，就知道他们多半刚从罗先生那儿回来。他们二位当时已经时不时在正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了，让我们一班研究生仰慕。有一次，饶龙隼一边煮着方便面一边严肃地对我说，他现在每写一篇论文，主要考虑的不是写什么题目和在什么刊物发表——这对他已经都不是问题了——他主要考虑的是在研究方法上要有什么突破和创新。当时听得我两眼发呆，感觉在学术上和人家的差距实在太大了。这让我从另一个侧面，对罗先生的教学有了一点儿了解，也进一步打消了继续读博士的念头儿。
因为罗先生是系主任，所以我有两件事，给罗先生添过麻烦，几十年来，每每想起，就让我愧悔交加。
两件事都和文体活动有关。一件可称之为“奖学金风波”。当时系里具体负责奖学金评选的，是一位副书记。他平日分管学生日常管理，主抓学生宿舍卫生、学生党员工作，还有参加校运动会等重要事项。那年评奖学金，他搞了创新，出了新规，不以发表论文为评选的唯一指标，而是把全校卫生宿舍评比结果和在校运动会的成绩充分纳入奖学金评选考量，并且占最大权重。他抓宿舍卫生比较到位，要求全系每个女生宿舍，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宿舍钥匙都要交他一把，理由很充分，是要随时突击检查，方能看到每个宿舍卫生的真实情况——这个事儿是他在全体学生大会上郑重其事宣布的，而且已经付诸实施。他对学生宿舍卫生高度重视，非常认真，就此重要议题至少开过三次专题会议，召集全体研究生必须参加，每次一开就是整个儿一下午，他一个人连续训话三个半小时。
响应领导号召，我和老田、老孙的宿舍，在全校卫生大评比中，被评上全校优秀卫生宿舍——这当然主要归功于老田啦，他特别爱干净。
那年研究生中期评选刚完。我们这一级的严国荣，是郝先生的研究生，本年级男同学中唯一的党员，品学兼优，中期评选中被评为本年级唯一的优秀研究生，且有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我呢，本科三年级时的学年论文，经过三年多修改，中间辗转投了好几家期刊，还惊动过宁宗一先生和姜东赋先生帮着推荐。最后是我自己径直愣投给《南开大学学报》，在一九九三年第一期发了出来，一万字，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一九九三年第五期全文转载。不巧的是，在这期间，在《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九二年第四期（当年的川大学报是季刊）也发了一篇，也将近一万字。又附叶嘉莹先生骥尾，在香港一个学术集刊上发了一篇短文。这下坏了！当时一个二十出头儿的小青年，不免就有点儿膨胀，自我感觉有点儿不得了了。
可奖学金结果一公布，老严和我都是三等。得一等奖的是一位女生，凭其在校运动会上二百米和四百米田径赛的优异成绩，给中文系争了光。
我们对这位女同学，没有任何一点儿个人恩怨。我们也都赞同在全校运动会上取得优异成绩，那的确是为中文系争了光，相当于在南开的奥运会上拿了金牌，非常光荣，足以使我们傲视哲学系、历史系，很了不起，值得我们学习。可问题是，中文系毕竟不是体育系和家政系，堂堂南开要培养的到底是学者呢还是酒店服务员？扫地擦桌子、铺床叠被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技能的培养和训练，我们都在小学三年级胜利完成了，在研究生阶段对此再如此郑重地考查评比，我们不禁要问，目的是什么，理由何在呢？
我们俩一方面不太服气，一方面觉得有些尴尬，而且把我们两个人的这份儿尴尬，误以为是中文系和整个南开大学的尴尬。于是我们写了书面材料，向学校、研究生院和系里反映。校党委和研究生院很快都给系里来电话，询问情况，让系里处理。这下动静儿大了。这不就给罗先生添了麻烦嘛！他那么忙，时间那么宝贵，但不得不抽出时间来过问和处理此事。
那天下午，我们被叫到系里，向几位领导陈述情况。罗先生坐中间，系党委书记邓宗荣、副系主任陈洪和办公室主任李瑞山坐在两边。当我们讲到副书记把每个女生宿舍的钥匙都收了一把到他那儿的时候，罗先生一听就急了，扭头儿对邓宗荣讲：“老邓，这不得了不得了啊！真是荒唐！要赶紧处理，不然这要出事情的呀！”——您看，不能不佩服罗先生有先见之明。
总之，在罗先生亲自过问下，奖学金评选结果最后有所调整。
——过后想想，自己当年是多么年轻幼稚，轻浮狂妄。自己那么一点儿与草木同朽的东西，有什么可值得那么认真的呢？真是愧悔难以言表。一晃二十七八年过去，现在回想，真是恍如隔世，却又近在眼前。老严十五年前就已成古人，郝先生二○一四年一月过世。我们研究生同宿舍的另一位同学老孙，前年也随老严去了天堂。想想，怎不让人唏嘘茫然。
第二件事，也和文体活动有关。大学期间，学生文体活动比较丰富。我主要钻研围棋、桥牌，在本科时，参加过校棋牌社，一九八八年六月我们请国手马晓春来南开，我还采访过马国手。应该说，休息娱乐，都是正当的，而且，在紧张枯燥的学习间歇，偶尔休息娱乐一下，也是有益的。但凡事都要有个度。学生的主要任务，还是读书。——话说某日下午，我们几个“桥友”约好打桥牌，刚支好桌子，发完牌，开始叫牌，一草花强开叫——这时，有同学跑来报信儿，说罗先生正带人从系里过来，要检查宿舍，就是查打牌的，大概十多分钟就到。我们虽是桥牌，但也是玩耍，毕竟没有在读《文心雕龙》《管锥编》，让罗先生看见，总归不好。我们又紧张又羞愧，赶紧收起扑克，锁上房门，迅速从五楼转移到三楼，借数学系同学的一个宿舍，继续比赛。——于是，那次就让罗先生扑了个空。
过后想来，也许那次让罗先生逮住我们，倒是件好事儿，可以当面接受一次教训，治一治我们贪玩儿的毛病。要知道，那年罗先生已经六十多岁了，为了这么一件事儿，带着一班老师，专门大老远跑来，爬了五层楼来找我们，不过就是想督促我们好好用功学习，那不是为了我们好嘛！后来年纪大了，懂点儿事儿了，真是愧悔不已。
五，二十九年前的采访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光明日报》每天只有四个版，在二版下边有个专栏，叫做“学者答问录”，是光明日报评论部办的。采访的都是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这个量级的学者，也有当时活跃的、已经有全国性影响的中青年学者。这个栏目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家严当年自费订《光明日报》订了多年。所以，当时在报纸上就看到这些文章，一篇一篇剪下来，装订成册，反复学习。后来，我在《南开周报》也写了一个专栏叫“学者访谈录”，就是向《光明日报》学习，向“学者答问录”致敬。而这个栏目真正采访的第一篇，就是访罗先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报纸的天下。《南开周报》是南开大学校报，四个版，学校的重要信息，通知，上面都有。还有专版和副刊，内容丰富，非常正规。虽说在校内发行，但发行量惊人，每期高达五千余份儿，全校每位教师、每个学生宿舍都有一份儿。而且当年全国各大高校之间，校报互相交流赠送，所以，《南开周报》的实际影响是超出南开园的。《南开周报》的地位，刘晓博有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叫做“南开的《人民日报》”。
一九九○年秋，老胡到《南开周报》工作，我开始投稿，就和编辑部的老师们熟了。大家聊起来，想在报纸上搞搞新意思，就都说《光明日报》“学者答问录”办得好，有特色，我们也办一个。杨光伟老师说，这个栏目就放我这个版面上吧。杨老师曾做过杨石先老校长的秘书，有眼光。结果凑巧，一九九一年，我先采访了叶嘉莹先生，就作为这个栏目的开篇。但写叶先生这篇，并不是对话体。杨老师说，不是对话体也没关系，从下一篇开始，都来对话就行了。大家商定，先把南开文科各个系的系主任采访一遍再说。第一位，就是罗先生。
罗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是一九九一年初版，我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去到罗先生家采访的。罗先生对这个采访还比较重视，我提前和他说过后，他认真准备了，后来又给我提供了一些文字资料。初稿写好后，我拿给罗先生过目，他一字一句改过，所以，发表的文本是经过他本人认可的。因为赶上寒假，所以文章发表出来，就到了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题目是《批评史研究的新格局——访罗宗强教授》，我用的是笔名李庸。
此文不长，距今已二十八九年，录于此，可作为学术史的一点儿资料，也作为对罗先生的一个纪念。
李：罗先生，批评史专业目前在全国有四个博士点、六位博士生导师，请您谈谈各家的情况。
罗：复旦大学的那个点创立最早。最先是郭绍虞先生，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是这方面较早的著作。五十年代有刘大杰先生。现在的两位博士生导师是王运熙、顾易生两位先生。他们的方法基本属于传统的，而华东师范大学王元化先生的那个点则侧重理论研究。四川大学还有杨明照先生的一个博士点。再有就是我们这里，王达津先生和我了。四个点的导师年龄都偏大，如何尽快带起年轻人是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这里稍好一点儿，但是也有一个承接的问题。
李：南开的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对于批评史这门学科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呢?
罗：这是我们的特色，这方面我们是全国第一家。我们的路子目前已得到学术界的承认。许结的《汉代文学思想史》、四川师范大学詹杭伦的《金代文学思想史》基本都是沿着这条路搞的。
我们自己的计划拟写七卷。除了我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李瑞山的《近代文学思想史》，还有张毅的博士论文《两宋文学思想史》，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剩下的还有周秦两汉、金元和明清部分。原想一九九三年完成，看来很困难。
李：在《两宋文学思想史》的序言中，您谈到文学思想史应该和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有所区分——
罗：如果一部文学思想史写出来让人感到它是一部文学史，那便是它的失败。文学思想史要描述的，是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也就不同于文学史对文学的史的描述，它只注意文学现象中那些反映出新的文学思想倾向的部分。文学理论批评史只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思想史则不仅要研究文学理论批评中所反映的文学思想，而且要研究文学创作实际中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它的研究对象与文学理论批评史是有区别的，应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李：您今年出版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在学术界反响很大。看了您的这部著作，我个人以为它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历史地考察了魏晋几百年间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罗：这本书在港、台地区反应也还可以，我听到一些。也有人给我寄书评，不过他们大多从历史角度评价，而不是从文学角度。
李：傅璇琮先生在这本书的序中，称这部著作拓宽了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格局，深化了研究思路，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罗：从士人心态的变化考察魏晋文学的新思想潮流，是我五年前动手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时就有的想法。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作家这个中介是离不了的。而作家的心态、人生价值观、审美观念等等，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大变动的历史段落，魏晋是一个，晚明，还有五四时期，文学思想的变动在文学上的表现十分强烈，也最值得研究。研究这些时期的士人心态，就有可能打通文史，打通文学思想史和文学史。现代学科的发展，分化越细密，综合性越强，研究一个问题越要做多方面的考察。
李：今年六月份，您在新加坡的国际汉学会议上，做了《中国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回顾》的报告。您认为可以在古文论领域，用历史还原的办法来寻求一种古今的衔接点，这种衔接点是不是也是一种时代的衔接点、文史的衔接点?
罗：历史还原当然不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全部，但如果对古文论的历史原貌有细密的谨严的研究，那么探讨规律、论证是非，也就有了可靠的依据。而且，如果以现代思维的严密性做好了这一工作，古文论的理论体系，它的特点，大概也就可能显现，今与古的关系问题，或者也就可能解决了。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较高的理论素养，二是深厚的国学基础，这样才能既掌握材料基础，又能从理论高度做出阐释与评估。
此篇之后，我按计划，又相继采访了社会学系刘珺珺，美国所杨生茂，外文系常耀信，政治学系朱光磊，历史系朱凤瀚、常建华，等等，加上采访叶先生和罗先生的，总共八篇，算是一个小系列。
六，后来
后来我从南开毕业到了光明日报社，再后来从记者部转到中华读书报。这期间，和南开老师仍保持来往，加上工作关系，有的来往还比较密切，他们对我仍帮助有加。和罗先生的关系，在南开的老师中，并不是最密切的。但因为和罗先生的几位博士硕士都比较熟，所以，对罗先生的情况一直都关注和了解，和罗先生也保持着一定联系。罗门弟子，不管是我的同学辈还是我的老师辈，都人人精进，在学术上多有建树，让人佩服。
二○○二年二月二十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心态研究——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提到罗先生。这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罗先生给我写来一封信，提到《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将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再版，同时寄来新版后记，想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我当然很高兴。罗先生信中就提到刚才那篇文章，指出文中有的观点不妥。另外，对某高校文学院在报纸上登整版宣传文章，他表示，“就弟所知，学术界于此反映并不好，以为有炒作之嫌”，认为这对被宣传的单位“实起到相反之作用”。信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收到的，我看完信马上给罗先生回了电话。十二月二日，我又收到罗先生第二封信和新修订的文稿，让我用“正稿”。这篇再版后记题为《关于士人心态研究》，我排在当期十二月四号我那个版的头条发表了。不管怎么说，罗先生和《中华读书报》也是有缘份的。
罗宗强先生致本文作者信
再后来，二○○九年八月，在首都师范大学给罗先生开了个会，那年六月，《罗宗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也由中华书局出版。那次会我去了，两次单独见了罗先生，是分别陪着两位罗先生的研究生汪春泓和杨东林去的。我还专门请侯艺兵先生参会，给罗先生拍了照片。
这几年回南开，都没有去看罗先生。我想，没有什么具体事儿，去了，徒然打扰老人，没什么意义。
几天前，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得知罗先生过世，心里很难过。此前一个月，罗先生的同班同学，也是大学者的雷声宏先生在北京过世，享年八十九岁。但因为雷先生一般南开人都不熟，他的声名也不如罗先生，所以没有得到什么鲜花和祈祷，即使只是网络虚拟的鲜花也很少。对我而言，这一个月来则是双份儿的悲讯。于是就想写点儿东西，五一假期这几天没干别的，结果拉拉杂杂，就写长了。
七，无题
去年，南开大学建校一百年，我写了篇文章，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把南开学人大致分了八代。文中提到，罗先生作为第三代南开学者的杰出代表，在学术上开疆拓土，开宗立派，是有大成就的。就其学术成就本身而言，已有许多学者撰文做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如傅璇琮先生，还有蒋寅、卢盛江、张毅、左东岭诸位先生，他们都是真懂罗先生学问的，这方面，读他们的文章就可以了。
限于篇幅，我只想从另一个方面再说两句。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五十年代上大学的这一代学者，他们的经历，非常奇特，学术上，也有许多值得研究总结的方面，值得我们静下心来，研究一番。罗先生在青年时，钻研康德，打下了理论功底，加上几十年的史料功夫和出众的审美感受力，三者凑泊于一身，这在当代学者中已经很罕见了。最后，罗先生真正是把人生和学问打通，把人生学问提高到一个新境界。在当世，罗先生是为数极少的那一类学者，他的实际成就远远大于他的世俗名声。
没有经历苦难，谈什么风流；没有几十年苦功夫，鼓捣出来的都是假学问；而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真切的体悟，隔靴搔痒、鹦鹉学舌，那种所谓成果，自然会与草木同朽。如果说罗先生留给我们后辈有什么启示，这应该算是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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