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鑫 朱雅雯
在这个多难的春天，孙立群老师永远告别了他一生挚爱、一生奉献的讲台。孙老师一向健康开朗，噩耗传来，很多人感到意外震惊，难以接受。其实老师已经卧床一年有余。一年前他突然脑出血，发病以后，家人深知他一贯的为人行事，低调进行治疗，没有将消息告诉各界朋友。我们作为弟子，虽然了解病情，却也没能前去医院探视。直到今年过年前，我们夫妇（也是同门同学），才到家中看望老师。当时孙老师仍不能进行交流，但病情还算平稳。孙老师年轻时曾是足球场上的健将，大家都觉得他身体底子好，人又坚强，应该会慢慢恢复起来。可是没想到，二十多天后，得到的竟是老师去世的消息。孙老师在与病魔搏斗了一年后，终于还是没能恢复起来，这样离开，也算是一种解脱吧。
孙老师是我们的硕士导师，毕业那年恰好他第一次招收博士生，陈鑫通过了初试、复试，可最终因为自己不够坚定，选择了留校从事行政工作，放弃了读博机会。对此，我们始终心中有愧，老师却从未怪罪。我们深知老师一生最尊重的就是讲台，最舍不得的也是讲台。在他心中，教学、课堂是最神圣的事，不容丝毫轻忽。孙老师当年就读南开大学历史系，作为脱颖而出的佼佼者，留校任教。很快在老师们的鼓励指导下，他走上讲台，此后授课四十载，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逐渐成为深受学生和同事尊重的名师。孙老师的授课清晰风趣、引人入胜，他视野宽广、紧盯前沿、关怀社会，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探究学问之道与为人之道。
大约就是在我们硕士入学时，不事张扬的孙老师登上央视“百家讲坛”，从此名扬四海，开始在更广阔的讲台上，面向全国观众传播知识与智慧。以后的十二三年，孙老师是在奔忙中度过的。我们曾在央视演播厅中、在面向市民的讲座现场、在各类学校的报告会上、在各种学生活动中，亲眼目睹他受到的热烈欢迎。
不过，大家看到的是孙老师大步走向社会，不知道的则是，他从未因此耽误过课程。作为博士生导师，他直到2015年65岁退休，还在坚持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古代史”必修课。大家更不知道的是，孙老师是在强忍病痛的情况下，讲完最后几节课的。繁忙的讲学活动加之年龄日长，让孙老师渐超负荷，胆囊炎发作。可是他既不愿敷衍学生，也格外珍惜自己教学生涯的收尾，结果硬是坚持了一个月。最后几乎一出课堂，就被送到医院摘了胆。有同学说，孙老师是将这最后一课作为一场“伟大的仪式”，令一生事业得到完满。
孙老师的研究领域是古代知识分子，是士人的精神与生活。他珍视作为一个专业学者的操守。很多颇具影响的电视节目请他做专家、评委，但只要超出历史领域，他都不愿随意发表应景的言论。孙老师热爱生活，在上“知识分子史”课时，他曾引用单弦岔曲《风雨归舟》中那句“卸职入深山，隐云峰受享清闲”，用来说明古代读书人的生活向往，其实这也是他自己的生活向往。他常说，希望有时间读书饮茶，与朋友、学生听听曲艺，聊聊天。但是，孙老师也是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大众化是史学的生命，学科水平不会因与社会接触而降低。任教期间，他常常带领学生走出校园，进行社会调查。退休后，他还曾构想推动南开史学发展出公共史学方向。正是因为抱持这种想法，他很少拒绝面向公众的史学讲座。孙老师是典型的老天津人，热情实在，无论是面向海外、面向市民的宣讲任务、讲座邀请，还是学校的各类培训班，甚至赴外地开展本科招生宣传，他都很难说出拒绝。我们也帮朋友代请过孙老师，他从不问是否有报酬，只要时间不冲突，都爽快允诺。正是因为他的责任感、随和、好说话，使他没有过上那种悠闲的生活。
孙老师是性情中人，他喜欢的学生也都具有魏晋风度。有一度我们的七位师兄师姐同时在校，被戏称为“竹林七贤”。我们一直想为孙老师做口述历史，从他的经历看当代中国高校知识分子。可是每次和他提起，他都说：“咱算什么，有这么多重要的人呢。”他总是为那些不得志的老师、同事感到遗憾，觉得他们一身本领没能获得施展的机会。读他怀念早逝之友、南开怪才奇才叶振华和刘洪涛的文章，会更了解孙老师的内心世界。对自己，他从来都抱有一种旷达与知足。听说，在病倒前不久，他还在与听众交流。我们想，孙老师可以说是倒在了讲台之上。老师热爱讲台，讲台也成就了他，他因讲台而成名，也因讲台而倒下。这是教书人的宿命，也是教书人的幸运。我们常常羡慕那些最后倒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的人。孙老师正是如此。如今老师去了另一个世界，不知他老人家是否还在继续他的讲台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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