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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元思维敏纳、灵透。他的散文，文叙不赘，句列有华，内蕴才气情肠，论事、状物、及人，都有妙到的引语和见地，是我在天津最喜欢读的。一部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纳入“鲁迅文学院《百草园》书系”的黄桂元散文集《口音里的乡愁》，拿到手里，从头至尾，一篇未落，不释卷地看了半个月，每天三五篇，馨酿腹中，快意之至。
他的文字敞亮、由衷，从不拿捏做作，是可归于现代语丝的那种，且警恻连连，每有新意。许多搞评论人的文字不堪读，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作为学子，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文论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起步，至耳顺年，他给文坛各路家者、各方人士，写的文评无数，纵横洋洒，操刀文论40 年，文字非但不僵不泞不套，且步入写作黄金期，愈益思深及谷，意卓见峰的气象迭累，话意别出。
写在2011年，最早发在《散文》上，后被分别收入中国作协编的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是年《散文精选》中的《宇宙的孩子》，是写一个远在云南，从未谋面，被称为有“精神病”的“疯子”诗人樊忠慰，如何在人生病痛中苦难跋涉，创造自己诗世界的。行文的缘起，就是见到他几首不同凡响的诗，被他那 “这无法游泳的海/只能以驼铃解渴/每一粒沙/都是渴死的水” 的《沙海》，连上帝都无法想象，在长达20年的寂寞绝望的病史中，每天以“语言的药片浇灌生存”写下的：“如果我们没有后人/诗歌/你要替我活着”所吸引、感动，为此，不惜踏飞云南，搜集所能看到的关于樊的一切文字和信息，成为此生他“最为复杂莫名的阅读经历之一”，写下这篇连自己一开始都难名状文体的《宇宙的孩子》。
他在偶或接触到一位名唤金丹的，骨子里有文学秀质和艺术感的朝鲜族女性写下的《翅膀》；还有在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仅两个月的第五期文学批评作家班上，为那个“在批评人集中”的班里，蔫实、少话、不起眼，论及作品却拿出让全班惊叹的，充满乡村记忆的大散文《玉米大地》的任林举，写下的《诗意的栖居，或毁灭》，同样也都神注意迷的如是。
对前者身上发生的，包括诗文在内，各种一意孤行的认定抵达，如与韩国欲知岛开发“新伊甸园”的崔、尹母女，与中国民间泥塑家于庆成和他的石趣园，还有那个住进夏威夷火山口森林深处小木屋的舞者洪信子，皆素昧平生，却灵犀一通，就闻讯即达的，进行朝奉和义助。他说：结果的悲剧喜剧已不重要，对于金丹的关键是，不能失去那种“灵魂飞翔的状态”。并借以与之共振地说出了“感谢文学给了自己生命尊严，我在写作中比在生活中更为勇敢”的心语。
后者，引发了他对炎黄子孙的民族 “对黄澄澄玉米和大地”遗忘的感慨。“大自然之所以显得神秘莫测和捉摸不透，是源于我们对土地的心不在焉”，由是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来自深埋已久的使命意识的辐射”。尽管当时作者拿出的是半成品，“毛茸茸的”“调子有背时尚”“仪态也有些土气”，但他仍“不失灵魂震撼”，为之做了近万言的“栖居，或毁灭”的呼喊！
自谓“一介书生 ”的黄桂元，任职天津作协副主席，《文学自由谈》主编的同时，还曾是两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他的文字，即使是在做“为人嫁衣”的平素按语、短短文序中，也仍不失责任、担当，充溢刀锋剑指，昂奋和激情。生活中的他，常常为他看到的好作品，挽指握力，弦字鼓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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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散文，在涉猎人类生途的大话题，包括时间、物种、自然生态、现代失控、贫富之差等诸多问题上，从未缺席。只不过他不做“充人师，作学问论”的大话、泛写，入口大都（具体、具象的）选在具有痛感的一侧，看去很小，却不啻是“新鲜和人文”的散文眼光。比如关于时间的思考，他在2000年新世纪到来之际，用《钟声响在“路上”》立意，从飞越太平洋，在“飘浮而透明的”的空中，“感觉飞机没动，人却像是融化在那惊心动魄的蓝空里”写起，写“世界在变小”，感喟“人类在20世纪所经历的各种磨难与它创造的奇迹一样多”，面对新世纪来临的钟声，在朋友们都建议要把旧物收藏好，一切过去都会成为宝贝古董的那一刻，他说“我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时间在变短”，那时钟清晰嘀嗒的脚步，“决绝，无情，不是周而复始，而是永劫不复”。人与时间交往越久，纠缠越深，“越能感受其存在与虚无的无穷奥秘”，现代人创造的一切，都“来源于个体生命的暂时性”，谁能不死，谁会不去？（在这里他用了两个词：一是诚惶诚恐，一是被刺痛！）
“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力而为，切莫愧对”。
面对现下所有人都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到处都是进入倒计时的日子，他在另一篇同样“着在痛感”上的，《谁给时间做了手脚？》的追索中，道出：归根结底是我们──每个，每天提速生活的自己。
“时间变快，正在造就越来越多无知的人，他们不仅退化了亲近大自然的能力，更无可救药地被绑在失去刹车的速度战车上，身不由己，不知所终”。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以《物种与人性》《牵手春花秋叶》两述为题，说“生存视野中的任何一株植物，大到参天古树，小到洼地小麦，都有生命附体”，生命是地球上所有生物共有的，这个世界所有的生存物都是链，“都深藏着不为人知的神秘灵性和奇特感应”，面对每小时都有一个物种被灭绝的当代，我们人必须从“物竞天择”“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中走出来，牵手春花秋叶，并与之一路伴行。他甚至如列诗思地向天下告白：“这个地球所有的角落、所有物种、所有生灵，一切的一切，都像需要阳光一样，需要人性光芒的温暖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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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散文传统文体写法，被选定作本集散文集名的《口音里的乡愁》，是带有他个人经历印痕较深的一篇文字。这篇被收入漓江版的《2013中国年度精短散文》的散文，录入他一生对口音的认知，从口音如同胎记，永远带着一个人生存地域的背景，到口音是一种文化，可以识人；口音是一种认同，让生活工作的异地接纳，又是“最能软化人情绪的”心底呼唤，人格归属。
黄桂元出身革命家庭，是个不为人知的革命遗孤，他的生父是河北邢台人，母亲祖籍四川巴中，是一对经历过长征全程的老红军战士，先后在60年代初、中期过世。母亲口中的四川巴中话，是他从幼小到现在，听到过的最亲切、熟络入腑的口音，这口音曾促成了“他对所有川籍出身的元帅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的好感”，并一直延续至今。
他15 岁当兵，五年后带着早年写的诗行复员回来，在这个城市上大学、工作、当编辑，成了半个天津人，他说：“我的天津口音带速成味道，不是很标准，但是能在外面操天津口音，和大家一起聊往事，那是一种享受。”
90年代，他曾两次赴美探亲，“身处异国他乡，时常半夜惊醒”，对当时的“移民潮”有了切肤的认知：“当乡音变得遥不可及，那种悬空失根的感觉便如阴影一般，真真切切地罩着你。”
在美国，加起来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尽可能开阔视野，结识各路改了国籍或未改国籍还在奋斗的黄皮肤人，不管气宇轩昂之流，还是仪态潇洒之士，皆皆在与国内去的人快意“唠嗑”之后，变得内心空落，多愁善感起来。因为“最能触动内心柔软部位的东西，就是家乡的口音”。一个在那边有了作家身份、名叫纪刚的台湾老兵，自谓曾经沧海，早已心波无痕，一旦谈起1949，谈起自己远在中国辽阳的老家来，还是禁不住地“老泪纵横”。
一篇不长的文字，写得如是切彻、动心，没有功力和亲历是不可能的。这篇文字，2013年在报刊发表后，曾被多处转载，后列入沪、浙等地的初、高中语文阅读试卷，成为众多青少年的必读。
这部文集中的散文，是黄桂元中年以后，从2000年到2014年，公开发表于海内外报刊上，并多为《新华文摘》《作家文摘》《散文选刊》《中华读书报》《中外期刊文萃》选载，多个年度随笔、散文《精选》的50篇散文作品，也是他《驿路芳踪》《天涯背影》之后的第三部散文结集。集中可大约分类为五个部分：人类生途的思考、个人人生亲历的社会痛觉和生悟、地理行踪的旅话、黄氏阅读经历以及书与创作相关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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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朋友都知道，他人生的中段有两个重要的“离”，一个是经过两次三番要求调动，最终的得离官场；一个是到美国，割裙断念，离开那个在一起共同生活了9年，最终变成“熟悉的陌生人”的妻子。
离开官场，是他那根从15岁开始，已经生成的文学写作思维所导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被直接分配到了“不是什么人想来就能来的”市委宣传部宣传处，面对每天“扎进文件、材料堆”工作，他不愿干，想调走，领导珍惜他的笔力，按照他的请求，调至与文化相近的文艺处，成了代表上面对下面“指手画脚”，领受基层远接高迎的“宰相府里的七品官”，于此，他更不习惯不自在起来。这个打心眼里就不想当官的人，最终在1988年元旦前，“拎包踩着吱呀松动的楼梯，调到那时只有两间窄屋的”，文联下属的一家杂志社。他说“如果说这种落差在世俗眼里毫无反应，那是骗人（有说他‘烂泥扶不上墙’ 的），但无论如何，我体会到了个人性情回归文学轨道的轻松”，“那些澄明的文字，引领我的日子远离尘嚣，进入一种灵魂的自在”。
离开前妻，是因为随着社会变革，她从工厂当检验，调到国营大公司搞经贸洽谈，成了业务红人，而后辞职南下，开始了个人闯荡，再而后还要随人远赴美国，由是在一个完整的家里，“有了强女人和弱书生的婚姻反差”。在9岁女儿作期末考试复习，收效甚微的那个晚上，发生了两个人“自结婚以来的第一次碰撞”。内子行径，逼得多年走路声轻、儒雅若斯的桂元，竟如是光火地吼出：“带着你的钱，滚得远远的，我要是求你半句，就不是个男人。”由是他们的离开，就成了必然，即使前妻后来把他接到她发达了的地方。
1996年，在美国新移民源源涌入的西部城市，最终决定去留的那个傍晚，“洛杉矶刚刚下过一场透雨，天空像是一面被清水洗涤过的巨大镜子，我沿着半山坡道徘徊，直到夜幕降临”。就在当周围很多人都知道桂元去了美国，并猜测十有八九不会回来的那一刻，他了断婚姻，如期归来。
这篇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2010年散文精品》的《滚滚红尘，以不变应万变》，直接用三个人生经历的短句，“1982文学的那根筋”“1991树欲静而风不止”“1996我如期归来”做题，坦怀出他上述两个“离”的全过程，成了此后他一生的扛鼎之作。
对于后一个离开，尽管给他造成的孤单和孤难，“日升月隐，秋去冬来，有如单调的钟摆”般，但他到了也没忘写下这样一句话：“不能以任何借口羁绊妻子正当自由，让她快乐。”但是，由此带来的另一个离，与女儿的离，是他没有想到的，这就是他的另一篇，为人关注，并多处有转的散文《天涯无语》。
这篇文字的起句，就是：“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横亘在我和女儿之间。那道沟壑是有形的太平洋和无形的岁月。”那是一个早上，女儿随母移居洛杉矶超过12年的一个早上，还在睡梦中，女儿隔海打来电话，告知自己有了美国公民身份。对这样一件“改籍移国”的大事，女儿在那边说得非常平静，而他，先是哑然，然后嚅嚅无语，打翻了五味瓶。
1995年，送女儿到美国，找她母亲时，才年方10岁。到2002年，17岁的女儿第一次回国探亲时，他就没想到地被带进一个“全新”的陌生之中。之前前妻在电话中，向他抱怨地讲述过，女儿在那边的一些变化，包括出现过夜不归宿的事，但到那天女儿从天降落时，他还是“早早赶到北京机场”，觉得“东张西望的眼睛不够用”（甚至 “怀疑是不是误了航班”），“当一个肤色白皙、姿态优雅的长发女孩远远地出现了”，“我不敢确定她就是女儿，就挥动手臂试探，那女孩终于也看见了”，但没一丝惊奋，只“微笑着招手嗨了一声”。他说，“那一瞬间我的神思恍惚了”，随着他就看见女儿两个耳朵上，扎着的不止是一个洞。
好不容易等来的女儿回国探亲，自以为“可以给她一次当面规劝的机会”时，他们间却爆发了一次（父女间前所未有的）各说各理的冲突，而且“女儿的沉默一直延续到她离开天津”。
“女儿在北京机场海关消失的时候，定格了一个默默独行的背影，视线朦胧中，我意识到她的背影最终属于无语的茫茫天涯”这是感喟；“世间无论什么情，一旦被生存、文化和岁月隔绝，都会不可逆转地改变些什么，甚至面目全非”这是彻悟；他说：“女儿还会叫我爸爸，还会把我视为她的亲人，但她永远不会赖在我的怀里撒娇，我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抱她亲她了，于是，我们共同被一种叫做距离的东西击中了！”
这就是他散文中写道的，生命遇之的第三个离，让桂元愧、悔、自责和无奈的离。以至他脑洞开缝地写道：古代社会交通闭塞，生活隔绝，生离往往无异于死别，并通过历代文人的抒写，一脉相承着这个民族不堪别离的情结与根性，曾几何时，依然是这块土地的子民，却变得格外洒脱了，它赤祼祼地向人们的陈旧观念宣战：谁在乎离别，谁固守故土，谁就是那没出息、没本事的窝囊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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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阑珊》到来，在他“与往事干杯，对过去的美好真诚凭吊，并予默默祝福”之后，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并于后有了值得称赞的《亲近香港的理由》和《不要掠夺李庄的静默》等，地理行踪的旅话的散文出现。
有作家，去美国一周，回来写游记一部，实在不敢恭维。桂元两赴美国：一次送10岁女儿3个月，一次和前妻办离异分手3个月，偌长时间，回来没有一篇异域旅话，倒是让我记住了这样一句他录下的华人老移民的唏嘘切语：“所有移民异国的过程不仅仅是一次人生裂变，而且是人活过后的第二次投胎。”
有关书及与创作相关的随笔部分，《作家风范》《诱惑与艺术》《最初的文学记忆》《师承的隐秘影响》诸篇，大都是发在《中华读书报》上，品中外文事，携书页气息，轩怀尽述，至意入笔的，是他一生诗文慧眼、匠心、才气的汇纳和合成，其中《书房的滋味》尤具黄氏体味。他说，书房最应是读书人“有理由保留的私人空间”，书无需多，关键是投缘；自己喜欢看过的书聚在一起，会形成特有的书房气场；而我的读书，尤其喜欢“带着体温和气息”的“折角，画线，做记号，塞纸条”。一段时间，朋友聚会，别人带酒他带书，以书为礼，我置案头常翻的一部《天津日报》编的、上下两卷的《孙犁文集》，就得自他的礼赠。
他记忆力超人，有别功，别人不经意的事，他能悄没记下。一次吃饭席间，大家让他“即兴”，他扫眼一遍诸位（有10人之多），竟然一点不差地道出每个人的出生年月。他的随笔，举手若拾，引语如珠，这和他“书生蠹册”的认真和挚意，绝对不无关系。
由是我笃信，散文在文学中，是一种需要走心的文体，它意切文深，靠真履地，要告诉别人的，除了自己人生的真情真切接触、思索外，还有好恶无隐，轻易不对人说而对字吐的：我是什么，在哪里，活到了什么份上。凡称为文学创作的散文，都是含具心血、孤旨为之的述饮和面对，绝非信意可拈，即涂即为，因之好散文是需要细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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