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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摘:情感史视野下的改革开放史研究
来源: 《新华文摘》2020年第1期发稿时间:2020-01-13 10:18

  王凛然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就是人和人的活动,而人是由理性和情感所构成的复杂生命体。情绪和情感是“人对事物的态度的体验,是人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的反映”,“是维持或改变社会现实的能量”,“没有情感,人们不能把握选择的效价或效用”。神经科学研究业已证明,情感和理性之间并非绝然对立,而是彼此间常有互动。“道”由“情”始,只要是人(群)留下的历史痕迹,大多经历过人类理性和情感的共同斧凿。马克思在研究革命斗争的参与问题时,就暗含着对革命者情感的讨论。列宁更是直接指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不过,阅读史学史却发现,虽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吕西安·费弗尔于1941年就提出了“情感史”概念,但对于情感的历史研究一波三折。长期以来,由于理性处于笼罩性地位,情感被认为是历史研究中剩余的、不甚重要的因素。这直接导致了历史学家所拼接的历史图像并不十分完整,而完整性又恰是历史科学念兹在兹的追求。自20世纪60年代始,美国史学界方才重新开始将“情感”纳入研究视域。此后,一批情感史著述陆续发表,一些情感史研究机构先后设立。在情感史运用较为成熟的欧洲史领域,历史学家已然发现,如果缺失情感因素的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就很难被完整理解。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济南市举行,“情感的历史研究”被列为大会四大主题之一。经过数十年沉淀,今日的国际史学界已出现了“情感转向”,情感史研究终于迎来了“快速的发展态势”。

  借助情感史的视野,研究者可以了解历史中的情感如何影响了历史中的决策、如何触发了历史中的行为,而这些决策、行为及其影响下的社会嬗替又导致了怎样的情感演化,“情感史阐述了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感知、动机和行为的来源”。概而言之,情感史研究不仅将情感作为一种态度体验和需求反映,而且将其历史化,实现了史学研究视野的扩大。一般认为,横向上的研究视野扩大和纵向上的研究时限延展都表征着史学研究的新突破。现在看来,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兴起无疑已成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学术增长点。但目力所及,学术界还鲜有从情感视角切入的改革开放史研究成果。事实上,无论是改革开放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方法还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都可能含有不应忽视的情感因子。研究者有必要思考情感如何参与了4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情感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进?情感与外部环境之间构建了怎样的联结?这些问题均待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史研究加以缕析。笔者认为,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史就是研究1978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空范域内情感参与、情感工作、情感演化以及情感与社会之互动关系的历史。毫无疑问,情感史研究可以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整体性并使其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和资政价值。

  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史需要研究情感参与的历史,“研究情感的作用是一个历史学问题”。例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公众层面的情感在改革开放各项政策过程中就发挥了一定的参与作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广东省委的同志分头到各地去调查研究,深感三中全会精神传达贯彻后,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广大干部、群众心情舒畅,‘稳定,高兴,充满希望’——这就是当时形势的概括。”相关的心理学理论也认为:“对于任何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获得、保持、恢复快乐是他们做所有事情的内在动机。”在这一时期的史料中,出现频度极高的多是“心情舒畅”“满意”“高兴”“充满希望”等由“快乐”派生出来的情感性表达。又如,时任四川省南充县委书记康咸熙回忆当年在乡村推行改革时说:“过去对双包顾虑重重,现在迎刃而解。中央文件指出‘包产、包干都是责任制形式,允许搞’,真是大快人心,农民高兴。两个长期不变,农民特别满意。”情感传导动机,动机传导行为,行为影响历史,“换言之,情感、特别是公众层面情感的激发和波动,影响了历史的进程”。邓小平曾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些公众性情感既由中央和地方的政策所激发,也转化为人们的动机和行为,从而巩固或加速了改革政策的创发、批准与执行。精英群体的情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如深圳、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的创建就离不开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习仲勋、杨尚昆、谷牧等杰出政治家们“杀出一条血路来”“拼老命我们也要干”等昂扬情感的推促。实际上,不只是农村改革和创立特区,在包括对外开放中的“三来一补”、经济调节中的集贸市场、1998年的抗洪抢险斗争、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北京奥运会等改革开放时期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着广泛的公众与领袖之间的群体性情感共振。当然,情感史研究不能满足于对过往情感的确认性和描述性研究。研究者不仅需要考察人们在具体历史事件中所经历的各种情感,而且要具体分析这些情感在上述历史事件中所占有的分量、扮演的角色、产生的原因以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对不同情感的体认程度、影响。

  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史需要研究情感工作的历史。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在相关研究中指出:“中国的案例确实可以读解为这样一个文本,它阐明了情感能量如何可能(或不可能)有助于实现革命宏图。”这一论断提出了之前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可能被长期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情感或带有情感的工作方式在促进群众的情感认同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以及如何加强了中共的工作效能。笔者的相关研究发现,在1949年天津接管过程中,中共就曾通过情感工作强化了市民群体对新政权的认同。改革开放后,针对部分党员中出现的群众感情淡薄问题,中共更加强调党员“带着感情做群众工作”“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的重要性。2004年,《人民日报》发文指出“这个情”是“对人民群众的无限深情,领导干部尤其应当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并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警惕“感情缺乏症”。2013年,习近平在甘肃考察时强调“要褒奖和重用对群众感情真挚、深得群众拥护的干部”。历史研究是关注变化的研究,更是对经验的总结。研究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工作史,就要分析这一时间段情感工作的形式、动力、内容、效能的衍化以及这些衍化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这种考察既需要大样本分析,也要有针对性的正、反两方面的个案呈现。

  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史需要研究情感自身的历史。情感不仅参与了历史,而且“情感自身有其历史”。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由于人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所以人的情感问题应从历史的观点提出:人的情感在反映社会存在的同时在人类社会生活变革过程中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概而言之,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情感,情感受到社会结构的支配。改革开放是一场宏大的社会变迁。情感史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变迁,情感自身也会发生演化。”例如,由于城市化的推进,改革开放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产生了农民工群体。从偏同质化、“熟人社会”的乡村进入强流动性、偏异质化的城市社会,农民工的情感表达和情感体验也会表征出相应变化。再如,由于市场经济转型、贫富差距扩大等原因,以“红眼病”为代指的妒忌性情绪在社会上有所弥散。从1983年1月20日《先富起来的人又有新苦恼:政策有保证,只怕“红眼病”》至2014年10月9日《群体“红眼病”,使不得》,《人民日报》在30余年间共刊发了200余篇与此类情感有关的报道。无论是“寂寞”还是“妒嫉”,情感史研究者需要深究这些情感是在哪些时间段由哪些群体所生发,之后又发生了何种从形式到强度的流变,且这些流变的情感如何溢出或固守于本群体边界,并对社会稳定、结构调整与群众的情感认同造成了何种程度的反馈,政府对此又是如何感知与因应的,等等。

  新的研究视野意味着新的研究对象,新的研究对象也往往标示着史料样态和研究方法的新向度。坦率地说,相较于传统史学领域,情感史在史料层面面对着更具挑战性的可操作性问题,呼唤更为多元且开放的研究方法。“我们应该清楚,我们只能处理表达出来的情感——通过口头或书面语言表达,通过音乐或视觉材料表达”。当然,研究者仍然应该重视档案、报刊等传统史料。改革开放时期报刊出版发行的几何级增长大大便利了从传统史料中搜集和整理情感史的信息。日记、信件、回忆录、口述史等更易流露出情感因子的史料应是重点搜集对象。视听史料(如照片、影像、录音等)因其所披露的关于情感的信息更具直观性、外显性和立体感,理应获得重视。研究者还要高度关注心理学、社会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已有调查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后,中国各级心理学研究和实务机构做了大量的情感调查,积攒了较为丰富、较长时段、包含不同人群多维情感的描述性统计数据资料(如PAD、SCL-90等情绪量表)。由中国社科院和部分地方社科院分年度连续发布的系列出版物《社会心态蓝皮书》也涉及相当部分的情感材料。近年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大量发现、整理和汇编,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史料基础。同理,上述情感调查资料亦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史史料的重要资取对象。史学史显示,历史研究的进步有时是通过史料倒逼史学方法的方式实现的。在如此多样态的史料面前,单一运用传统治史方法研究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史可能会力有不逮。更重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进步才使情感史研究成为一种可能。因此,情感史研究者应善于学习和借助神经科学、情感心理学、情感社会学、情感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例如,研究者可以使用计算机和相关报刊数据库,运用社会学方法,对情感信息进行编码和分类,从中观察出一个历史时段内社会主流情感的变动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参与度;可以运用作为心理学元分析技术的“横断历史分析法”,揭示感情变量随历史演进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当然,在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方法问题上,研究者须“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锚定于历史学“求真”“求实”的研究目标和宏观的历史背景、逻辑,站稳历史学学科本位,防止研究的“碎片化”。

  综上所述,情感史研究是对理性视角的重要补充和丰富。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史研究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已有的多元化与多流派的情感史理论与方法作出批判性借鉴,在沉潜于中国情感史史料的过程中,努力建构符合中国历史实践的情感史理论方法。马克思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改革开放是中共领导亿万人民所开创、充满热情和激情的一次伟大革命,通过情感史视野,研究者不仅能够看到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增长、社会结构的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而且能够描绘出这一大时代中个体的喜怒哀乐,揭示不同群体情感的流变以及这些流变与历史演进的交互性。情感史可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新维度、新史料、新方法,为更为完整、立体且深入地梳理改革开放历史提供支持。作为史学前沿领域,改革开放时期情感史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理应获得党史学界的重视与实践。(王凛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编辑:郝静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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