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晓风
我曾经说过，这几十年中，我接触最多的，一是教师，二是医生。我的父母是教师，兄长也当过多年教师。叔父也是教师，教历史的。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小的时候，天天被教育。待到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家里就我一个是学生，那情形可想而知，更是只有老老实实听训的份儿。这种情形，同时也造成我一个错觉，简直不知道教师之外，人还可以用什么谋生。后来长大，读了点儿书，懂的多了一点儿之后才知道，教书在我们这个世界，原来是大多数人在选择别的职业失败之后，不得已的选择。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有的职业，是天然地对从业者有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求有一定的职业素养，还要求有一定的人文关怀，教师和医生都在此列，而且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接触最多的。
在南开，我有幸接触到许多好老师。他们大多并没什么名气，即使比较有名的，一旦出了校园，出了学术圈，也没人知道。但他们都很正直，很敬业，对教书这件事很认真，为了教好书，他们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大多还忍受了清贫。《史记·伯夷列传》有言：“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本书中记述的老师，有不少就是这个样子。我与南开老师们的关系有点儿特殊。我父母的同事和同学中，有几位关系较熟，可以说看着我从小长大。他们有的就是南开大学中文系出身，有的则和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有点儿交情。毕业后，我到光明日报工作，北京又有好几位南开的老师，与先前的父执关系也比较熟，这样，我又与他们熟起来。而且，我的工作，又一直不离学术、文化和出版，多年来得他们帮助不少。这两方面的关系互相作用，互相促进，与老师们的来往自然又加深一层。如果不是做这个工作，我相信，我不会写出这么多有关南开师友的文章。
我还在南开读本科时，就到《南开周报》做实习记者，集中采访过一组学者，以叶嘉莹先生开篇，接着又把当年文科各个系的系主任几乎都采访到了。这是比较集中的一次。
工作之后，还有两次比较集中的采访，一次是一九九六年六月，我和同事红娟专程来南开，采访了六位青年学者，朱光磊、张国刚他们。那次，我的主要任务是向导，执笔都是红娟。一九九七年底，我和侯艺兵又一次专程来南开，也采访六位，是老先生，就是滕校长、朱维之、魏埙、杨敬年这些先生。而专门集中地写较长的文章来记述，则是去年夏天开始，陆续又写了六篇，也是巧了。
我在南开读书七年。七年，不算太长，可也不算短。而且，是人在青年时的七年啊。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不错，所有对大学生活的怀念，其实都是对自己过往青春的怀念。
人和人就怕有感情。感情再浅，也会影响你对他的评价；感情再深，即便是骨肉至亲，也有分别的那一天，而且，感情越深，到那一刻就越会徒然增加分别的悲痛。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人的一生其实非常短促，一辈子一眨眼就过去了。——从这一方面说，人和人无论感情深浅、交情厚薄，其实说到底，就是一面之缘。人生一世，都有无数的一面之缘，但并不是每一个，你都想记下来。
以我可怜的笔力和精力，当然不可能写尽南开的师友。但所写的文字中，可借用张中行先生的话说，记述的都是可传之人，也有可感之事和一点儿可念之情。也希望他们的事迹和名字，能借我笨拙的文字，存留于有些人的感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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