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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严修与南开大学
来源: 2019年10月14日 天津日报 第12版发稿时间:2019-10-18 11:10

  陈鑫

  南开大学即将迎来百年校庆。说起南开历史,首先不得不提严修与张伯苓两位建校先贤。张伯苓校长近年已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了解,而严修先生对南开的贡献相对还不为人所熟知。南开人将严修尊为校父,这是极不平凡的称号,可以看出严修之于南开非同一般的意义,以及南开人对严修的感情。  南开人是什么时候尊严修为校父的?查阅史料可知,这一称呼始于严修刚刚去世时。严修逝于1929年3月14日深夜。3月19日《北洋画报》便披露:“南开诸君拟……尊为‘校父’。”31日,天津教育界召开追悼大会,南开校董颜惠庆致辞,表示:“范孙先生精神上之儿女即南开是。”当时,南开大学校刊《南大周刊》发文表示:“先生为本校创办人,堪称校父。”南开中学校刊《南开双周》说:“南开之有先生,犹子女之有父母。”正在美国考察的张伯苓对旅美校友说:“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当尊严先生为校父。”从此时起,校父便成了南开人对严修的专有称谓。

  那么,严修对南开作出了怎样的贡献,让师生、校友感到“南开之有先生,犹子女之有父母”?我认为以下6点可作为最主要的原因。

  一、南开始于严氏家塾。1898年,严修奏请开经济专科、发戊戌新政先声,结果被守旧的老师、翰林院掌院徐桐逐出师门,被迫离职还家。而他并没有因为挫折而放弃维新主张,将精力用在了家塾改革上,希望以此为试验场,培养新式人才,自此开始了办新教育的探索。南开学校正是发端于严氏家塾,南开早期师生多与严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女子教育的楷模──南开女中的前身严氏女学也诞生于严宅,最具南开特色的教育活动──体育、话剧等同样最早在严宅开展。这些办学活动与家学密不开分的关系,奠定了严修与南开的感情基础。

  二、发现并支持张伯苓。毫无疑问,张伯苓是南开历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人物、是创校校长。但是如果没有严修作为伯乐,张伯苓很难有后来的成就。按照张伯苓的表述,严修是南开的“创办人”,而自己是“承办人”。严、张合作始于严氏家塾。严修旧学深湛,进士出身,此时已任过翰林、学政,而张伯苓是水师学堂毕业生。一个翰林请军校生来自己家中当教师,培养自己的子侄,后来又委托他作校长,可谓开时代先河。严修与张伯苓一个是最后一代士大夫中的开明者,一个是最早一批受新学教育的知识人,他们的合作在当时颇具象征意义。虽然张伯苓没有那样典雅的谈吐,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不免和士大夫有些许隔阂,但严修认定他是办新学难得的人才,在长达30年的合作中,始终坚定地支持他。

  三、家仅中资慨捐巨款。严修出自盐商世家,父亲曾任长芦公所的纲总,即天津盐商领袖,应该说家境是比较殷实的,但是比起当时的豪商巨富,还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不过,热心参与地方文教、慈善公益事业是严氏家风,父亲严克宽就被称为“善士”。严修同样毫不吝惜捐资办学,尤其是对南开的捐助,保障了学校早期运行的基本经费。从1904年南开中学建校开始,严修每月捐款100两,很快又改为200两。遇到学校重大建设,严修都有专门资助。即使在政局动荡、自家经济出现困难时,严修仍尽力维持了南开的运转经费。1919年南开大学建校,严修又积极捐款、捐地,总计价值两万余元。可以说,严修确如父亲般呵护着“幼年”南开。

  四、声誉赢得各界支持。不仅个人捐款,严修还在社会上积极为南开奔走呼吁。他的影响可分三个方面:一是在政界,严修曾任学部侍郎,是清末重要官员,同时与北洋集团关系密切。严修与政客军阀并非同路人,但他以人格风骨让他们另眼相待,都希望拉拢严修,利用他的美好声誉粉饰门墙。严修拒绝与他们合作,但收下了给学校的捐款。有学生对此表示不满。据说,严修和学生们讲:“盗泉之水可以濯足。”这在当时环境下是一种无奈之举,不这样不可能办起自成体系的南开学校。二是在学界,严修更是德高望重的元老。他在维新变法时期便是全国有名的科举改革者,晚清新政中又主持了新教育体系的开创。严修隐退后,教育界主事者多是门生故吏。难得的是,北洋以外的学人也多赞佩严修,引为同道。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都给予他高度评价。依靠严修在学界的地位、人脉与声誉,南开得到新旧学人的共同支持,获得了优质的师资和办学经验。三是在天津,严修作为士绅领袖,投身天津城市建设和文化塑造,历任地方官和各界人士都对他格外尊重,对南开办学也都给予了非同一般的支持。比如,1904年南开建校之始,就得到邑绅王益孙的支持,与严修共同承担学堂的常年经费。1906年学人郑菊如捐出自己在“南开洼”的土地,使学校获得发展空间,也因此定名南开。正是因为南开创自严修,所以时人给予这所学校格外关注,使南开赢得了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

  五、公能校训源自“三尚”。一所学校能够立足于世,不仅要有物质保证,更需要有独特的精神。南开精神集中体现在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一校训虽是在严修逝世后提出的,但与他的教育思想一脉相承。早在1906年,严修任学部侍郎之初,便组织拟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国家颁布的教育宗旨,提出“尚公、尚武、尚实”的原则。他指出“中国之大病”是私、弱、虚,非尚公、尚武、尚实不能治疗。尚公是崇尚“爱国合群之理”,尚武是要“发育其身体、严整其纪律、造成完全之人格”,尚实是增长“下益民生,上裨国计”实实在在的能力。南开“允公允能”校训提出于20世纪30年代,同样着眼于治“中华民族之大病”,张伯苓对大病则进一步诊断为愚、弱、贫、散、私。为治大病,就要培养“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由此可知,“允公允能”实际是基于新判断的新提法,创新意义不容忽视,但其与严修教育思想、与“尚公、尚武、尚实”宗旨之间的传承关系也是十分明显的。

  六、确立爱国办学宗旨。爱国是南开之魂。南开大学成立之初定下“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理念,提出“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要之是围绕着国家需要兴学办学。南开将爱国作为立校之本,追根溯源也由严修提出。1908年,南开中学第一届学生毕业,其时严修在北京任学部侍郎,不能亲临典礼,但发来书面训词。他指出,目前“国势不振,身家讵能独存”?要改变国势,必须要靠“有志之少年”。他特别强调:“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鄙人所期望诸生者在此,本堂设立之宗旨亦不外此矣。”这是严修对南开诸生的勉励,也对立校宗旨的阐述。五四运动期间,南开大学首届学生周恩来在天津领导爱国运动,遭军警拘捕。虽然学校被迫让他退学,但严修特设奖学金,送其赴欧洲留学。后来,有人告诉严修说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严修表示“士各有志”,仍然一如既往予以资助。“士各有志”的“志”正是“志为爱国志士”的“志”。互文互证,可以读出严修的深意,培养周恩来这样的爱国志士,正是他办学的初心。正如张伯苓所说,严先生“指给我人之方向,即是教育须为国为公”,诸生“应思如何为国为公,方不愧为南开学生,方不悖严老先生办教育之意”。

  以上6点是严修对南开学校最主要的贡献。此外,严修还是南开早期制度章程、发展战略的审定者。严修赋予这所学校以生命,同时为学校提供了思想与精神的渊源,恰如父亲之于子女。正因为此,南开人尊严修为“校父”。

编辑: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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