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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演进与转型:罗马历史发展模式(叶民)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8月12日第5版发稿时间:2019-08-15 11:57

  古罗马的历史历经千余载,其发展演变过程耐人寻味。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罗马的崛起可以看作国家线性发展或者演进的一个典型,即一个小的城邦国家,主要依靠军事征服手段,控制亚平宁半岛,并以此为中心,以点带面,扩展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强权国家。传统编年方法把古罗马的历史分为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就是这种线性史观的反映。在这种史观的影响下,研究目标自然会聚焦于军事和政治方面:一是罗马的古代帝国主义问题,二是其政治制度的变化特征。

  政治演进具有独特性

  罗马的古代帝国主义特点与近现代帝国主义特征,在表述语境和内容上自然大相径庭,这一点自不必表。但是,罗马在军事同盟的建设(如拉丁同盟)、殖民地(城市)系统的建立、行省制度的扩大、民族关系的调整、外交主导权与军事霸权的维护方面,同近代帝国主义国家却有相似之处。除了国家行为体现出来的古代帝国主义特征之外,罗马的意识形态方面也明显地带有古代帝国主义的特征,尤其体现在文学与史学作品中对罗马霸权的神圣性、合法性和正义性的表述上。

  罗马的古代帝国主义同世界古代史上其他帝国主义相比,也有其独特之处。首先,罗马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帝国初期已经逐渐陷于停滞或者基本结束,帝国主要依靠军事控制和罗马化来维持,帝国在军事上的侵略性与之前相比并不明显。其次,以布匿战争或者马其顿战争为分界线,罗马在军事行动上可能存在着由被动防御到主动进攻的转变,这种可能性被近现代历史学家冠以“防御性帝国主义”和“进攻性帝国主义”之名,并就其实质进行辩论,因而造成了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政治制度的演进方面,古罗马经历了由王政到共和再到帝国的历程,似乎印证了古典哲学和政治学中所描述的国家制度演进过程。在罗马王政时代,早期的库利亚会议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了氏族组织与部落会议。而在后三王时期,百人队会议逐步在政治功能上取代了库利亚会议,形成一种财(阀)力政治制度。而共和时期是罗马政治制度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时期,罗马在贵族政治的正常体制之外,创立了保民官和平民会议为代表的非正常组织,并最终使得这两种体制通过政治妥协的方式并存。这种改革方式使国家能够以较小的政治内耗为代价,换取公民政治的逐步完善,释放出了“混合政治”的优势,因而使罗马大规模扩张有了比较牢靠的政治基础。在某种程度上,罗马内战时期仍可以被视为罗马人的变法与积极探索政治出路的时期。而最终形成的元首政治,也与世界古代其他帝国制度有相当大的差异。

  经历三次重要转型

  线性历史观是以罗马为主体的历史演进观,自然也有其缺点:对于外来因素对罗马的影响这一问题,没有给予足够关注,尤其是在罗马的转型方面。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古罗马经过了三次重要的转型时期。

  第一次转型发生在王政时代的后三王时期。据传说,埃特鲁里亚人的一支举族迁徙至罗马并取得政权,导致罗马的埃特鲁里亚化。在城市建设方面,罗马从茅屋村落迅速发展为初具规模的城市,罗马城有了中心广场、街道系统、排水系统和以卡皮托林山的朱庇特神庙为代表的神庙系统,标志着罗马形成了比较开放的公民文化生活和城乡分工且互补的经济模式,奠定了城邦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国家制度方面,传说中的塞尔维乌斯改革标志着罗马摆脱了原始因素的束缚,诞生了罗马国家政治制度。在文化、风俗和宗教领域,埃特鲁里亚对罗马的影响更是不胜枚举。但在族群融合方面,罗马与埃特鲁里亚人的融合并不成功,导致了小塔克文家族为代表的埃特鲁里亚人被逐出罗马,这一事件也代表了埃特鲁里亚人在亚平宁半岛霸权的全面衰落。

  罗马的第二次转型发生在共和中期至帝国早期,以皮洛士战争为起点,以奥古斯都的罗马和平时代为终点,在这次转型时期,罗马全面接受了希腊文明,并造就了拉丁文明的繁荣局面。罗马同希腊世界的正面接触以战争为主要手段,尤其在公元前215年马其顿王国同汉尼拔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之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罗马最终并吞希腊本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罗马采用军事手段对希腊文明成果进行掠夺,大量文化艺术品输入罗马。希腊文明对罗马世界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罗马人也意识到希腊世界文明成果之巨和水平之高远在罗马之上,于是主动学习,从而促使自己的文明发生了根本转型,成为西部地中海世界希腊化最为典型的国家。罗马在军事上征服希腊世界,在文化上反被希腊世界征服。

  罗马的第三次转型从1世纪开始,延续到5世纪,罗马帝国由古典文明为基础的国家转型为基督教文明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虽然313年米兰敕令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我们却不能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过程完全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活动。新宗教包含的救赎、审判、复生等观念以及对终极价值的追求,是处于危机边缘的罗马人乐于接受的;而教会的努力,特别是早期教父神学家和知识分子对传统古典文化的成功吸收和改造,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传统观点认为,君士坦丁皇帝利用基督教为其统治服务,稳定了帝国的政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也要看到,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尤其是西部帝国基督教化,也造成了另一种后果:以罗马元老院为代表的传统贵族同已接受基督教的皇帝之间,有着相当大的矛盾与分歧,而皇帝对古典传统的漠视与蔑视激化了这种矛盾。同时,基督教界已经在罗马帝国中形成了国中之国,罗马变成了上帝之城的对立面和被抛弃的对象,古典传统文化的信仰者被视为“异教徒”。这种由于转型所导致帝国内部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疏离、争论甚至冲突,形成了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强大力量。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http://ex.cssn.cn/zx/bwyc/201908/t20190812_4955224.shtml

编辑: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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