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约翰·霍根的“科学终结”论,克里斯·安德森等人强调科学范式意义上“理论的终结”。在他们看来,“大数据现象可能代表着一场更为根本性的人类认知模式的变革”,以至“我们的方法论随着新数据的到来而发生变化,这导致一些人认为‘理论终结’了”。事实上,这种科学的理论终结论思潮是近代经验主义在当代大数据发展背景下逻辑演绎的结果,它以经验主义为认识论基础,在将“取样样本”数据“总体化”过程中,把经验数据视为唯一的科学认知对象。这样,数据与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取代传统科学的因果关系成为数据分析的核心工作任务。进而,以科学模型为中心的传统科学理论建构不再重要或者必要,纯数据分析技术替代演绎和确证等传统方法,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作用也为数据驱动范式取代,理论科学“解释”与“预测”的双重功能转变为大数据技术的单维度“预测”。
从科学实际情况来看,科学理论终结论的得出并非基于科学实践本身,它更多只是来自于部分学科研究领域的情况,尤其是对大数据技术在商业等应用领域的实践总结。进一步来说,与科学预测相关的科学应用和实践问题,恰恰印证了仅仅依据于大数据科学预测设定的不完整和有限性,这对评价科学理论是否终结才是至关重要的。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我们完全抛弃因果性问题只关注关联性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从逻辑上看,大数据理论的终结论主张也不具有必然性。科学研究中经验与理论的复杂关系并没有被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真正突破,“数据—驱动”的数据密集型科学仍难以仅凭经验数据的海量化彻底脱离理论。科学理论终结论的“关联性”研究只是科学家统计推理的第一步。大数据技术对科学方法论与科学理论形态的发展无疑产生重大影响,但这并不表明科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已经失去意义。
(摘自贾向桐《论当代大数据发展中的理论终结论》,《南开学报》201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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