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安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栖息在幅员辽阔的东亚大陆。由于东南临太平洋，北边是大漠及西伯利亚，西面为帕米尔高原，西南横亘着世界最高峰所在的喜马拉雅山脉，崇山峻岭、荒漠和第一大海洋的四面围隔，致使中国的国土疆域相沿构成与大多数亚洲、欧洲、非洲及美洲古老文明距离甚远和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就内部而言，因地理环境复杂和经济生存条件差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大体步入种植族群和游牧族群长期并存的时期，且大多呈现地域上的分离。
长城内外农耕民与游牧民及其不同生活方式的世代并存，也是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特色之一。与地中海周边的诸文明相比较，中国距离其他古代文明几乎都是万里之遥。中华文明在对外交往，特别是接受域外文明的先进营养方面，并不十分“幸运”。中国与印度、埃及、巴比伦、希腊等相互交流沟通，不得不依赖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不得不穿越万里戈壁荒漠，或跨越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艰难的远程交往。这也是中华文明在东亚自成较独立地理单元和自古以来按照自身逻辑演进、发展的客观背景之一。我们在高度崇敬借丝绸之路进行远程艰难交往的先民的同时，更需珍视中西开放交通，更需珍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一系列域外文明的精华。
鸟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共时性”存在若干个地域子文明板块，主要含黄河中下游文明地带、长江中下游文明地带、大漠草原文明地带、东北文明地带、新疆等西北文明地带、吐蕃等西南文明地带。早在西汉，司马迁就曾把帝国疆域划分为关中、巴蜀、三河、燕赵、齐鲁、梁宋、楚越等八九个经济文化区。若以文明属性划分，可分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两大板块。即使在农耕文明内部也存在东部与西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等板块分野。纵观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时性”地发生过黄帝、炎帝等先民整合，夏朝创建与汤灭桀建商，武王克商与西周“封建”，秦嬴政统一六国，汉武帝讨伐匈奴及汉地、漠北、西域的整合，魏晋隋唐南北地域第一次整合，宋元明清南北进一步整合，民国“五族”子文明整合等8次较大规模的地域子文明融汇整合。其中也包含近两千年的北方民族两三次牧马中原甚至统一中国。
1934年，傅斯年撰《夷夏东西说》，首次阐发了夏商周三代“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东西二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此文堪称廓清上古东、西地域子文明共存整合的里程碑式的论著，出色地解决了先秦东、西子文明相互关系等基本问题。
笔者认为，随着秦汉“大一统”，黄河中下游东、西子文明的整合基本完成。经历近300年的南北朝分裂和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南移，南北地域差异博弈整合上升为主要趋势。隋唐两王朝立国基本实行的是“北朝”制度。而后，又在统一国度内实施了“南朝”体制与“北朝”体制的整合，到中唐以后整合完毕，国家整体上向“南朝化”过渡。北制诚为隋唐立国之本或入口，南制则是其演化趋势或出口。
元朝统一后迎来元明新一轮的南、北制因素的重要整合。因蒙古草原制度与金朝后期汉法制度混合体的“北制”始终充当元帝国的制度本位，发挥着支配作用，元统一后整合的结果，总体上北制因素占上风。朱元璋曾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旗号，力图较多地摆脱元代旧俗。然明朝“配户当差”户役法，军户和匠籍等世袭，等等，却未曾脱离元制或北制的窠臼。明前期南北制因素的博弈整合再次以北制占优势。明中叶以后，南、北制因素开始新的整合。主要表现在：募兵逐步占主导，“一条鞭法”取代“配户当差”，民营纳税淘汰匠役，隆庆海禁开放，等等。尤其是“一条鞭法”意味着“纳粮当差”衍变为“完纳钱粮”，应是南制因素压倒北制的里程碑。
总之，五千年来社会历史发展主要依赖东亚大陆自身的内在动力及机制。东西南北等六七个社会经济发展、民族文化等颇有差异的地域子文明板块的并存融汇整合，遂构成了经济、民族二主线借其为载体来施展表现的情势或机制。它们不平衡发展的累积性影响和连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中国社会几乎所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也相沿造就了中华文明自成独特体系或发展逻辑。这种自成独特体系或发展逻辑所缔造的文明成果举世瞩目，也让人叹为观止。至少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和唐宋，以诸子百家、“四大发明”及文官科举制为代表的璀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较长时间领先于世界诸国。
与地中海周边的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巴比伦文明及印度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受到其他古文明影响相对较少，几乎没有遭遇“希腊化”“十字军东征”之类的域外文明冲击。仅有的一次佛教自印度较大规模的东传，对儒学、道教带来的影响颇大，但最终还是以佛教中国化、儒释道三教融汇等为基本归宿，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儒学的主导地位。倒是近两千年的北方民族两三次牧马中原甚至统一中国，影响深重，但依然是自古东亚大陆本身农耕、游牧二生产方式长期并存博弈的“老问题”，最终也统统会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或逻辑中得到消化解决。其结局就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始终没有中断，也没有异化为其他文明或者被外来异质文明所取代。这既是中华文明的独有优势，客观上又带来新因素、新动力不足及发展前景的某种局限。后者在秦汉以降通常呈现的帝制王朝周期性崩坏及重建与土地周期性兼并，恰又与马克思“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等理论，存在较多契合或类同。这或许就是人们对照欧洲五种社会形态递次演进而常常诟病的“缓慢停滞”吧！
今人常常对明清的“闭关锁国”深恶痛绝，认为该政策是中华文明近五六百年落伍滞后的罪魁祸首，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仍应清醒地看到，明清“闭关锁国”并非全是偶然，确切地说，乃是相对于隋唐宋元贸易文化开放的另一种政策选择，同样有其赖以生存或顽强表现的深厚社会基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及官府强力管制等惯性。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旅程似乎十分艰难，可谓任重而道远。而后，从“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终将在兼收并蓄中“涅槃重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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