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良
1991年，秋高气爽的时节，我有幸走进南开园。学校有两个图书馆——新开湖畔的称为“老馆”，敬业广场旁的称为“新馆”。新馆的正名叫作“逸夫楼”，因为一直生活在农村，我的眼界十分有限，很长时间都搞不清楚，邵逸夫这老头是干什么的？
南开大学图书馆那时有200万册藏书，从任何角度来说，对我都是天文数字。初入南开那两年，我很有些自卑，只好没日没夜地读书，以弥补内心的落寞。后来成绩渐好，这种自卑感才渐渐消除。我念研究生是保送的，硕士论文也早就成型，因此南开七年学业压力不大，这使得我能够尽情“悦”读，不过因为缺乏指导，完全凭兴趣乱读一气，结果自然驳驳杂杂，时常穿越于各学科之间。
到图书馆常会遇到好玩的事儿。那时借书远不如现在方便，直接扫码就能拿走，而是要填写借书卡片。卡片插在书后的纸袋里，借阅时要抽出来，依次填好借书日期、借书人姓名等，然后存在借书处。还书时再把卡片找出，盖上交还日期红章，最后插回卡片袋，这样才能重新上架。我看过的书中，有些很少有人借阅，这让我填在卡片上的名字，得以与不少名教授并列，每回都得意一阵子。这些著名教授，多是中文系前辈先生，印象中有朱维之、许政扬、邢公畹、王达津等，最著名的则是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序经——看到已逝去的许政扬和陈序经名字，我总觉得是在通过卡片与前贤对话。偶尔借书卡片还会一片空白，如果书和卡片自然旧，没有翻看的痕迹，那就恭喜了——你应该是这书的第一个读者！
在两座图书馆中，我去得更多的是老馆，那里有新开湖，让人感到亲近。除了借书处和文科阅览室，录音室、复印室也常去，对一些老师印象深刻。二楼的文科借书处，有位个子瘦高的男老师，文史哲知识非常丰富，除了迅速完成借书程序，他还会告诉同学们，书虽然都叫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文学史，但每种都有不同的特点，甚至会指出哪部写得更好！与瘦高男在一起的，还有两位女老师，长得都非常漂亮，几乎成了南开学子的偶像——有的同学即使不借书，也要到二楼凑热闹，包括很多理科生，于是文科借书处永远比理科借书处人多。
南开园内有过好些书店，不过规模都较小。老图书馆西侧“耳房”，也短暂开过一爿书店，也没有挂牌匾，专门售卖图书馆剔旧书，在原定价基础上还打折扣。每本书的封面或封底，都钤有大大的血红的“注销”字样。这里有不少上海古籍和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尤其是各种古代笔记让我极为垂涎。那时并不在意图书品相，因此不惜四处借钱，很是买了一些。新图书馆的大台阶下，也开过一家书店——书香缘，在那里买过不少好书，不过已是离校之后的事儿了。
南开大学图书馆，作为求学时的文化圣殿，支撑起我大半的阅读天空，至今仍会出现在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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