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 林栋 记者 陈彬
乔治忠认为，刘坦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至今仍有宝贵的意义和价值。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上，采用刘坦那种搜集和编辑资料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将文献、史料强化记忆、烂熟于心，打下牢固的学术基础，从而受益终生。
“人世代谢像流动的长河，其沙滩内有时会埋没真金，需要再次勘探和发现。”近年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荣誉教授乔治忠，就一直在做“沙里寻金”的工作。他找到了一块现代学术史上的“真金”——五十多年前逝世的天津籍学者刘坦。
刘坦，天津武清县人，毕生致力于历史年代学研究，一生著书超千万字。1937年，其《〈史记〉纪年考》出版时，刘坦仅27 岁。上世纪50年代，刘坦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至今仍是全世界在该专题领域的唯一专著。用乔治忠的话说，“此书论述之精深、系统，可谓独家挺进，绝学特立，破解千古迷茫”。
孤独而艰难的治学历程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刘坦是一个少见的存在。一个历史学者，居住在研究条件并不完备的乡下，以一己之力开展艰深的学术研究，经历日寇入侵、军阀混战的大乱世而能取得卓越的成就，实属传奇。乔治忠说，“他成学的奥妙，在于不谋功利，锲而不舍，惟以求真、求是为学术研究的目标”。
刘坦的生平事迹虽不复杂，却很传奇。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由于家境不佳，到了九岁才进入本镇名士王猩酋的私塾读书。王猩酋赏识刘坦聪慧好学，根据其性情、资质，从识字起步，循序渐进地课以古文典籍。但刘坦本具沉潜的性情，他逐渐将治学兴趣倾向于历史的考证。1935 年9 月，篇幅不大的《孔诞考正》发表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是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处女作。
《东方杂志》是著名的综合性期刊，其激励与鼓舞作用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商务印书馆由此了解了这位年轻学者，与之签订了出版学术著述的合同，促使刘坦确定了终生治学、毫不旁骛的人生目标。并在1937 年5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史记〉纪年考》一书，刘坦矢志治学，从此不再做其他任何营生。
在乔治忠的努力下，刘坦的治学理路和治学历程逐步浮出水面，呈现在世人面前。
《〈史记〉纪年考》完稿交付之际，商务印书馆和刘坦又订立了《〈史记〉系年考》一书的出版合同。但《〈史记〉纪年考》出版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进攻中国，随即上海商务印书馆遭受野蛮轰炸，商务印书馆不仅无法兑现新的出版合同，即便是已经出版的《〈史记〉纪年考》，也没能引起学界的充分注意，迄今总结历来研究《史记》的著述，大多将此书遗落。在刘坦一方，新书《〈史记〉系年考》的撰写也极其艰难，加之大病一场，“频年陷入半死状态”，至1945 年方略具初稿。
1930 年间撰成十余万字的《周秦诸子传略考》，是刘坦初入历史考据之途的作品，后来他自己总结说此稿“去成功绝远”，遂将之放弃。但考证先秦诸子，需要精读《史记》，而这次撰著很不成功，促使他努力探求治史途径。刘坦找到的办法就是“别录”，即打乱史书的原有体例，分门别类地把同一人、同一国、同一事的有关信息放在一处，注明出处，进行综合、比较和分析。
1954 年，刘坦《论星岁纪年》一文精深的学术论述，得到郭沫若、竺可桢等学界巨擘的赞赏。1956年7月9日至12日，中国科学院举办全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刘坦被邀请参加。会后，郭沫若对刘坦说：“世界上研究星岁纪年的人屈指可数，祝你取得更大成绩。”并希望刘坦留在北京搞研究，但刘坦婉言谢绝了。
多年夙愿在心房
1960年，刘坦旧病复发，不幸病逝。在刘坦逝世数年后，乔志忠进入中学阶段的学习。此时，他听到刘坦做学问的故事。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就读本科期间，乔治忠就已在图书目录中发现刘坦著作，啧啧称奇。到1996年，乔治忠已经是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其时业师杨翼骧编著第三册《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需要判定明代罗曰褧著《咸宾录》的撰成之年，涉及将星岁纪年转换为明代万历朝的干支纪年问题。查阅各种资料均不得要领。
当杨翼骧把这件事告诉了乔治忠后，他想起了少年时听到的刘坦研究历史年代学的故事，提议杨先生参考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结果十分理想，杨先生十分高兴，连夸刘坦此书学术精深，应当好好研读。“但当时我浏览《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懵然若坠入五里雾中，完全不懂，心中则立下夙愿：有朝一日，定要从学术上彰明这位乡贤的成就。”乔治忠说。
2006年4月，乔治忠专程到武清，结识了时任武清图书馆馆长的张文，得以破例浏览了刘坦的手稿，拍摄少量资料，但仍因刘坦学问的艰深而暂时搁置。2015年，乔治忠临近退休，有了更为灵活充裕的时间，遂决心钻研一下历史年代学的基本知识。乔治忠发动朋友和学生的力量，查找刘坦散佚的文章。
2016年12月，曾在乔治忠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王传，偶然间发现了刘坦民国年间发表在报纸上的考证文章。王传把这些文章扫描下来发给了乔治忠。“史料的发现真令人欢欣鼓舞”，乔治忠说，“在我完成夙愿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朋友和学生无偿的帮助，新朋聚会言刘坦，他们可是大功臣！”
敢教天下见华章
“中国学术史、史学史的研究，忽略或隐没了刘坦一人，乃是丢了一大片江山！”乔治忠积极投入到刘坦遗著的整理、表彰工作中。
刘坦的著述颇丰，除了科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论星岁纪年》、195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未刊稿还有很多。刘坦因病逝世之际，立下遗嘱，死后将全部手稿及藏书捐给武清图书馆。经多年社会运动波折，有所佚失，但大多仍存，藏于武清图书馆。1976年之后，武清图书馆作了较为妥善的整理和收藏。根据乔治忠的研究和统计，现存刘坦遗著可粗分为三大类别，一是成系统的史料抄节总汇，如《〈史记〉别录》，以及诸多的史料索引，二是专题性考录，三是有深湛学术研究内容的论著。
2019年3月31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天津市武清区图书馆联合发布了《中国古代纪年丛考》，将刘坦的手稿以影印方式出版，收录刘坦著述十余种，并按照类别进行了整理编排，分为著述类、别录类、整编类和索引类等。当天，乔治忠主持了《中国古代纪年丛考》出版座谈暨史学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
乔治忠认为，刘坦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至今仍有宝贵的意义和价值。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上，采用刘坦那样搜集和编辑资料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将文献、史料强化记忆、烂熟于心，打下牢固的学术基础，从而受益终生。“刘坦的著述，研究对象多为特别艰深的问题，而学术的魅力，就在于知难而进，攻克难关。阅读刘坦的著述，能够体会出作者的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惟以求真、求是为宗旨的治学态度，这是学者最为宝贵的素质和准则。”乔治忠说。
《中国科学报》 (2019-07-03 第6版 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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