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
尊称老教授为“先生”，是我们南开经济学学子对南开园里经济学、金融学老教授们表达尊敬的一个传统方式。
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休养生息，到了90年代初，南开的经济学金融学尤其是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专业，人才荟萃、大师云集，学术声望在中国如日中天。那个时代，许多先生都熬过了“文革”，终于到了老当益壮又焕发青春的时刻，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不少南开在民国时培养的研究生，漂洋过海，学富五车，最终又再回南开园，报效母校，服务祖国。
在一大群南开先生中，我有幸接触比较多的有三位：胡青先生、熊性美先生、杨敬年先生。
胡先生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副导师。胡先生独居西南村的34号楼，他的小家是我们师兄弟们听他高谈阔论的最佳场所，从休克疗法到北美资本主义发展，从经济周期到技术创新，纵论天下大事，忧国忧民，指点江山。胡先生酷爱听古典音乐。除了收藏昂贵的音乐碟片以外，胡先生酷爱藏书，他家小小的一居室房子里从里到外，从角落到房顶，全是人文科学书籍。
熊先生则是我的硕士第一导师。先生非常忙，指导我们，组织福特班，同时主持国际研究所所长工作。熊先生对待工作和研究一丝不苟、细致入微，且非常温和平静，即使在讨论中有不同意的地方，也从来不会让别人难堪或下不了台，比如，一旦他对一个问题用了反问的商量口气，我们就明白他实际上是不同意了。熊先生的家宴是非常有名的，师母能够准备丰盛而精美的西式餐点招待同学们。熊先生一生兢兢业业、克勤克俭，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编辑自己的作品。师母在熊先生的告别仪式上痛心地说，先生如果不是在盛夏全神贯注工作，也不会突发状况，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杨先生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他在他家狭小的书房里腾出一个桌子平面和几把椅子供我们上课。杨先生给我们授课时，已经81岁，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充满爱心和好奇心，抿嘴微笑时单纯得像个孩子。在授课之余，杨先生常常聊起他所经历的庚子赔款、牛津岁月、“文革”磨难。先生在“文革”期间，打扫厕所、整理图书，仍然精心翻译了熊彼特的两部代表作，按他的话说：总算没有浪费全部的时间。杨先生在课间时，还要去隔壁房间照顾一下瘫痪在床十余年的老伴，每每看到先生的一举一动，令人泪目，至今难以忘怀。杨先生课余常和我们讨论人性问题，先生90岁时，送给我们每人一本他的新作《人性论》，其认真、其执着，直击人心。杨先生豁达的胸怀和高洁的品格，保佑他高寿到108岁，直到2017年驾鹤归去。
南开先生，这是一个影响了我们很多南开经济学学子们一辈子的令人动容的称呼，它给我们力量和温暖、尊严和希望。南开先生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风骨风范，早已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构造出我们世界观、价值观最基本的内核。生在中国，生在那个时代，能够遇到一大群南开先生，聆听他们的教诲，沐浴他们的光泽，是我们人生成长中莫大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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