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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张伯苓在南开推行的教育思想

来源: 天津日报2019年1月28日10版     发稿时间: 2019-02-02 06:05

  姬丽萍

  2019年1月17日上午,在南开大学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开大学视察。在南开大学校史展览馆,习近平总书记放慢了脚步,他驻足在一幅幅照片、一份份史料前,端详着、思考着。他精辟地说:“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南开的魂。当年开办南开大学,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去培养人才的。”

  习近平总书记这番话是有依据的。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以私立南开小学、南开女中、南开中学、南渝中学、蜀光中学及南开大学构成的南开系列学校的建立及迅速崛起,其教育理念之独特,优秀人才培育之兴盛,学校文化培育之成熟,烘托出令人注目的“南开现象”。其中,老校长张伯苓身体力行,以“允公允能”为教育宗旨,在南开学校教学中通过思想教育,时刻灌输爱国、报国理念,以“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为育人之本,产生了极好的育人效果。概括起来,特点有五。

  一 “第一当知爱国”

  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在20世纪初激发出中国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潮流,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即是这一思潮的产物。张伯苓以“教育救国”为追求,视人才培育为民族素养提升、凝聚力增强、工业振兴、融入世界潮流的根基,他倡导的“允公允能”办学宗旨,即重在“‘公’能化私、化贪、化小,‘能’以去贫、去弱、去愚”。他深知“决定国家价值和实力的不是人口的数量,而是公民的意识、活力、创造力、自信心和凝聚力”。因此,他把南开办学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为国家办教育”,要“为教育和影响年青一代奉献毕生的精力,使中华民族摆脱落后的局面”。强调“南开与中国同一命运,南开与中国同一前途”。显然,张伯苓对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及人才培育的设计,有着知识传承、职业训练之外提升国家实力、发展经济、服务社会的宏大眼光。

  张伯苓认为,传统中国以家族为社会基本单位,“吾人多知自己及家族,而思想眼光多不知社会之必要,此当提倡促国人有社会的自觉心”。他称南开是“社会之产儿”,社会是“南开之保姆”。1928年制订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明确提出:“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精神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在南开系列学校里,每周都有给学生开设的“修身课”,除了必要的修身要求外,还把爱国的理念融入其中。学校以师生演讲、辩论会、名人报告会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国情、国难;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各类调查活动,深入天津市及华北乡村,了解天津租界历史、经济状况和民情民风。

  在强调爱国的同时,张伯苓也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求“爱而知其恶”,对国家需要改革之处深入了解,不护短。他说,“对于本国爱特甚,无论事之善恶、理之曲直,凡属己国即爱之”,这是不对的,认为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粹导向”,不利于青年养成正确的国际意识和国家理念。

  二 “以德育为万事之本”

  张伯苓认为,教育的关键不在于“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他认为,教育不是单纯的教书,学生品质的养成不只是练内功,应进一步“教学生行”,“简言之,就是行做人之道”。要求学生“养成不偏、不私、不假、事事为团体着想,肯为团体负责、努力、奋斗,甚至牺牲”的品格。他以公德为标准视人,“凡能对于社会有益之事,勇往直前,见诸实行者,乃为道德之人”。

  在南开学校的学生宿舍,进门处都会有一个穿衣镜,上面镌刻着著名的“容止格言”,要求大家每天观看执行,注重精神风貌。

  在南开,张伯苓还特别注重体育,身体力行。他甚至说“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做校长”。对体育的特殊强调,源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状态及20世纪初兴起的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影响,他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甚至把体育的普及与国民性改造相提并论。他以各种方式推动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南开的篮球、划艇活动闻名,以召开南开运动会的经验推至创办华北运动会,再将之融入全国运动会的赛事,给体育活动赋予了一种振兴民族、提升国家形象的色彩。

  三 科学与务实

  除了要培育学生有爱国之心和良好道德情操外,“能”的训练同样重要。张伯苓曾言,学生要具有“活泼、冒险、勇敢与追求学术与真理的渴望”,在求学期间“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他深知在传统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国人最急需的“莫过于科学精神与方法”,只有通过教育培养出具有科学态度的现代人,使之“思想有系统,观察正确,判断忠实;同时更培养其独立之创造能力”。他直言“二十世纪为科学时代,无科学无国防,无国防无国家。易言之,无科学即无国家”。

  针对长期农业社会养成的散漫风气,张伯苓认为,要使中国能自强、尽快地现代化,必须要有一批拥有先进知识的中国人踏实肯干,他多次批评当时学生最大缺点,“即平日除获得书本上知识外,鲜谙社会真正情状”;“务虚不务实,对于‘做’上,太不注重”。因此教育不能只满足于教书、教学生,应该更进一步,“教学生行”。大中学的教育均不能“为抽象的定义或原则所迷,而置中国之历史与社会于不顾”;要求学校要“造成环境,使学生多得‘开辟经验’的锻炼,以养成其‘现代能力’”。

  在南开中学,力求使知识学习与服务国家联系在一起,“九一八”事变以后,南开中学即将傅恩龄编写的《东北地理教本》列为教材,名为地理教材,实为忧患之书。张伯苓在此教材上题词: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南开大学为服务天津化工业专门设立化工学科;为提升天津经济对天津各大工业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为考察中国经济专门进行天津市场货物批发指数的统计。正是在这样教学与实际相结合中,逐步形成了务实、踏实、忠诚、理性的南开学生形象。

  四 “谋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之联络”

  张伯苓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训练青年人以社会服务心”。他说办学“要自问是否与教育宗旨相合?是否与教育学生之目的相合?……试问学校设施是否合乎国家之需要?对于学生之输入,是否合乎社会之需求?造成之人才,是否将来有转移风俗、剧新思潮、改良社会之能力”?

  在张伯苓看来,思想教育并不能只满足于课堂灌输、理念解释和窑洞说教,必须要将正确的理念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才可能引发学生兴趣、规范学生个性、在学以致用中真正入心入脑。张伯苓批评1930年代中国教育的崇洋之风,特别指出“社会科学,根本必以某具体社会为背景,无所谓古今中外通用之原则。倘以纯粹洋货的社会科学为中国大学之教材,无心求学者,徒奉告故事,凑积学分,图毕业而已;有心求学者,则往往为抽象的定义或原则所迷,而置中国之历史与社会于不顾”。他甚至尖刻地批评一些“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

  张伯苓在南开大学主持成立“社会观察委员会”,定期组织学生对各行各业进行实地调查与研究,南开设立专门的社会调查课,以学生为中心,以开放式的办学形式,使学生在了解社会的同时增强其作为精英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曾获得国家科技最高奖的叶笃正先生回忆道:“张校长的教育思想,今天许多教育家也难出其右。他高在哪里呢?高在让你全面地接触社会。”

  五“学校当有独立之校风”

  张伯苓特别强调校风、校园文化建设对于人才培育的重要性,他认为“个人应具固有之人格,学校亦当有独立之校风”。张伯苓认为,以“公”“能”二字为主导,强调南开的精神就是“立志、冒险、前进、团结”,就是“傻干”,就是“无论多难,亦开”,“南开精神,就是长进的精神,创造的精神和奋斗或苦干的精神”,这也是校风建设的核心意义所在。

  在张伯苓主导下,南开突出在师德师风、学风学纪、文明举止、生活作风、团体精神、校园环境、文化活动各方面,多方下手,同步建设,努力营造积极、向上、自治、自觉的氛围。教师和职员要行为自律,同时对学生行为进行调控和引导,使学生在信任、宽容的氛围中发扬个性、自由思考,逐步形成文明、博雅、严谨、求实、活泼、开放的校风,南开学校的形象逐步清晰,南开学生所特有的形象及举止,获得了各界的广泛认同。

  如上所述,张伯苓一生都特别强调南开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他试图通过在知识传授的同时给新一代国民灌输“公”的理念和“能”的技艺,直击时流归纳的“贫、愚、懒、弱、散”等国民性弱点,强调一个落后民族在融入世界发展趋势中必须要具有的综合素质:爱国、为公、团结、理性、实干。因为张伯苓的教育理念,南开学校在持续的成长中始终努力进行着以爱国敬业、艰苦创业、团结凝聚为核心的思想教育,他相信:办教育就在于“信学以致大,学以易愚,学以救国,救世界,学能求真理又能改善人格”。知识传承与道德品质,是承载中国负重前行的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张伯苓是这样认识的,更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正因为此,南开校风、南开教育才会享誉天下,南开的人才得以层出不穷。显然,一代先贤张伯苓是试图站在南开这个小支点上,努力影响各方,锻造一个具有现代素质的人才群体,共同开启中华民族自强自立、追逐现代化潮流的进程。

  1929年,张伯苓曾讲“吾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内之世界史中,有一章曰《新中国之觉悟与崛起》”。这一人生梦想,历经80余载风雨后,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终得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开大学考察时勉励学生:“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你们心中总要怀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你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贡献。”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只要我们不懈努力,“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中国必将创造出震撼世界的伟大成就,必将告慰以爱国、敬业为理念、以育才服务振兴国家为志愿的张伯苓先生!

  (作者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

  在南开大学杰出校友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南开师生举办相关纪念活动,共同缅怀周总理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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