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因为我是河北人，又在天津读书，所以对反映冀中革命风云的《红旗谱》情有独钟，对其中描写江涛、运涛、大贵、二贵关于捕捉“脯红”鸟的故事，尤为感兴趣。因为通过这一“事件”，集中刻画了朱老忠、严志和、大贵、二贵、江涛、运涛、可爱的春兰，以及反动地主冯兰池、冯贵堂等人物的鲜明个性，做到了“一以当十”的艺术“精炼”。当时，正在学习文艺理论大家王朝闻的文艺论集《一以当十》，我颇受启发，于是写就《一以当十的“脯红事件”》的千字文，投稿给《天津日报》副刊“文化广场”。承蒙该报的副刊编辑提携，将拙文改题为《一以当十──文艺学习札记》，发表在1962年8月21日的4版“文化广场”头条。

　　那时，坐落在新开湖畔南开大学图书馆门口有个阅报栏。当天的《天津日报》挂出后，在南开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中文系不少同学拍着我的肩膀向我祝贺。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有个同学开玩笑说：“咱们今天中午到食堂吃饭，但愿馒头也能一以当十……”

　　两年后，即1964年的春夏之交，五年的学习生涯即将结束，到了毕业的关键时刻。一天夜里，熄灯铃已经响过，毕业班大班长突然到男生二宿舍喊我出来，向我要《天津日报》副刊上我的那篇文章的剪报。我只有一份报纸，但还是依依不舍地拿出来交给了他。我没有也不便问他为什么要这篇文章，估计他也并不知情，但见他的表情既严肃又有几分神秘。

　　又过了大约半个月，通知中文系应届毕业生到学校主楼一层会议室听取毕业分配方案。记得当时会场气氛严肃、紧张。系主任、著名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权威李何林宣读毕业生分配方案。当念到我的名字时，他环视了一下会场，声音洪亮地宣布：丁振海，中共中央《红旗》杂志社。会场顿时发出阵阵惊叹声，我也真的有些“受宠若惊”。待会场平静下来，李何林主任语重心长，又带几分幽默地说：“丁振海同学，你到《红旗》，能当校对就不错了。”

　　到工作单位后，我才了解到，《红旗》杂志之所以选中我，除了政治条件和学习成绩外，写作能力也起着重要作用。

　　如此看来，这篇发表在《天津日报》副刊上的小文，对我的人生命运确实大有影响！

　　公元2012年9月21日，《三峡晚报》副刊同仁和我京华小聚，彼此谈到副刊文章的重要性。我列举亲身经历，谈及《天津日报》副刊的一篇小文，对我人生命运的重要影响。文友孙朝成即席赋诗一首《听丁先生忆旧有感》。

　　诗曰：文坛起步忆来亲，一篇美文印象深。半个世纪花似锦，一以当十到如今。

　　2019年1月12日

　　(作者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