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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一篇影响命运的副刊小文

来源: 天津日报2019年1月28日12版     发稿时间: 2019-02-02 06:05

  我与天津日报

  纪念天津日报创刊70周年(1949·1·17)

  丁振海

  我自幼热爱文学。在中学时,就尝试写些小诗、散文并投到《石家庄日报》,没想到报纸竟然将这些稚气满篇的“作品”给发表了。在学校和村子里,特别是我的心灵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1959年9月,我怀着“作家梦”的志愿,考入了南开大学中文系。在学习了“文学概”课程后,对文艺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当个文艺评论家。主课老师反复告诫我们,学习文艺理论要注意“学以致用”,特别要“关注当代的文艺现象和文艺创作”。恰好,当时新中国处于文艺创作的黄金时代,诞生了《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等一大批优秀长篇小说。

  也许因为我是河北人,又在天津读书,所以对反映冀中革命风云的《红旗谱》情有独钟,对其中描写江涛、运涛、大贵、二贵关于捕捉“脯红”鸟的故事,尤为感兴趣。因为通过这一“事件”,集中刻画了朱老忠、严志和、大贵、二贵、江涛、运涛、可爱的春兰,以及反动地主冯兰池、冯贵堂等人物的鲜明个性,做到了“一以当十”的艺术“精炼”。当时,正在学习文艺理论大家王朝闻的文艺论集《一以当十》,我颇受启发,于是写就《一以当十的“脯红事件”》的千字文,投稿给《天津日报》副刊“文化广场”。承蒙该报的副刊编辑提携,将拙文改题为《一以当十──文艺学习札记》,发表在1962年8月21日的4版“文化广场”头条。

  那时,坐落在新开湖畔南开大学图书馆门口有个阅报栏。当天的《天津日报》挂出后,在南开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中文系不少同学拍着我的肩膀向我祝贺。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有个同学开玩笑说:“咱们今天中午到食堂吃饭,但愿馒头也能一以当十……”

  两年后,即1964年的春夏之交,五年的学习生涯即将结束,到了毕业的关键时刻。一天夜里,熄灯铃已经响过,毕业班大班长突然到男生二宿舍喊我出来,向我要《天津日报》副刊上我的那篇文章的剪报。我只有一份报纸,但还是依依不舍地拿出来交给了他。我没有也不便问他为什么要这篇文章,估计他也并不知情,但见他的表情既严肃又有几分神秘。

  又过了大约半个月,通知中文系应届毕业生到学校主楼一层会议室听取毕业分配方案。记得当时会场气氛严肃、紧张。系主任、著名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权威李何林宣读毕业生分配方案。当念到我的名字时,他环视了一下会场,声音洪亮地宣布:丁振海,中共中央《红旗》杂志社。会场顿时发出阵阵惊叹声,我也真的有些“受宠若惊”。待会场平静下来,李何林主任语重心长,又带几分幽默地说:“丁振海同学,你到《红旗》,能当校对就不错了。”

  到工作单位后,我才了解到,《红旗》杂志之所以选中我,除了政治条件和学习成绩外,写作能力也起着重要作用。

  如此看来,这篇发表在《天津日报》副刊上的小文,对我的人生命运确实大有影响!

  公元2012年9月21日,《三峡晚报》副刊同仁和我京华小聚,彼此谈到副刊文章的重要性。我列举亲身经历,谈及《天津日报》副刊的一篇小文,对我人生命运的重要影响。文友孙朝成即席赋诗一首《听丁先生忆旧有感》。

  诗曰:文坛起步忆来亲,一篇美文印象深。半个世纪花似锦,一以当十到如今。

  2019年1月12日

  (作者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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