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楠
11月10—11日，第十七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暨“中国历史上的职业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芜湖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50余名学者，针对职业与生计、地方社会、民间信仰、新时代中国社会史学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社会史研究强调整体性，在研究中应该注意研究的具体对象和历史学整体之间的关联，从而使得相关研究具有更大价值。
社会史研究进入成熟和深化期
30余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外学者在理论方法、地域社会、资料发掘、文本解读、话语构建、问题意识、田野调查等方面，给予了中国社会史研究以深厚的学术情感和学术关怀，相关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长莉表示，社会史研究已经走入成熟和深化期，其研究重心逐渐由政治衍生论题向社会民生论题转移，由社会特殊问题向社会基本问题和普遍问题转移。
中国社会史研究丰富了历史学研究的范畴。安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李琳琦认为，社会史属于历史学科，但它在学科研究上具有开放性，从而促使史学研究外延，将触角伸向“边缘领域乃至未知领域”。从研究内容上看，社会史研究颠覆了以往单一的以政治史、精英史为主线的研究。相对于传统史学关注精英化的宏大叙事而言，它更多关注的是区域性、社会性、地方性现象。在研究范式上，社会史研究探索出了一条新史学路径和视角，整合多学科的学术资源和方法，关注社会基层人群，赋予史学研究立体感。
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常建华表示，从史学而言，社会史研究以人为主体，关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不同的社会群体等，能够给传统史学中的政治史、经济史等研究以社会史的视角，让史学研究更为丰满。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常使社会史研究多为跨学科研究，这也激发了很多新的研究灵感。
在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院长刘道胜看来，社会史研究推动了史学新材料的发掘和利用，促进了研究手段的多样性。地方档案、民间文献、民间文书等材料日益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口碑调查、田野调查，走进历史现场成为学术研究的自觉。
在大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具体研究
虽然中国社会史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仍面临着亟待解决的同质化、碎片化、平面化、视野狭窄等问题。
李长莉认为，面对这些问题，应从以下五方面寻求突破：一是选题避免填空式、零碎化，寻找学术链的缺环和薄弱环节，使研究与前人成果形成系统、充分的知识链；二是超越纯实证性研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理论解释与概括，形成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不同层次的解释理论；三是形成多样开放、适应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流派；四是从现实问题着眼选择论题，从学科角度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发展道路提出多层面的解释理论，提出本学科的有效知识和本土理论；五是以全球化视野，将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和“社会治理”，放到全球视野和坐标中考察，进行国际比较，探索中国特色及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特性。
社会史研究近年来从传统的社会生活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研究，这使得研究更贴近生命个体的喜怒哀乐，更富有生活情趣。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卞利认为，通过个体日常生活的研究，可以看到大历史投影到小人物身上的印记，从而更准确地叙述过去的历史。但在从事日常生活史研究时，更要注重整体史和全球化视野的宏观观照。
社会史多是跨学科的研究，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余新忠从医学知识史的视角探究了社会史未来发展之路。他认为，在跨学科的理念下，从历史和域外的视野下探究中医知识的演进，不仅可以实现中国医史研究中内外史之间的融通，而且也可以借此打破国内普遍存在的对中医本质化和自足性的认识，理清中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社会史研究未来将更为关注日常生活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刘道胜提出，在具体研究中，要注重将自身的研究放到大的制度或脉络中考察，从而更好地把握历史主干和具体问题研究之间的关联。
上海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张佩国认为，社会史学者不应强调社会史区别于经济史、文化史，而应注重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这样才能够有更宽阔的整体史视野。社会史研究学者应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这就要求他们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并站在学术前沿上，敏锐地捕捉研究问题涉及到的理论话题，从而提出具有创新性的问题。
会议由中国社会史学会主办，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承办，南开大学中国史研究中心等单位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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