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
一家人也有不同的老宅子。如果让父亲说，我说的老宅子是他的新宅子，因为那是他成家之后自己建的，街东才是他的老宅子，那是他的出生地，是他童年与父母兄弟一起居住的地方。父亲的老宅子在街东，大哥、二哥、三哥的老宅子也在街东。而我的老宅子在街西，它只是我和五弟的老宅子——我们出生在那里。
老宅子
街东的老宅子有临街的大门，进去之后是一条胡同和三个院子。临街的小院被称作“小天井”，是我父母住的，三间北屋，还有一间二层楼，但院子很小，就连厕所也是袖珍的。往里走是二门，二门内是个四合院，正房是爷爷奶奶住的地方；爷爷奶奶去世之后，就成了大伯父、大伯母住的地方。进二门在影壁前面往右拐，是另一个小院，属于二伯父。因为父亲和二伯父的院落都太小，他们才到街西建造了新宅子。
两座新宅子并排而立，从房屋结构和大小，到院中布局和设施，都一模一样。两个大门朝南，前面是一条宽宽的胡同，胡同一头通南北大街，一头通西园、南园和西湾。在刚刚建成的时候，这两个院落很气派。但这气派时间不长，大概不到十年。
房子建造于1953年，宅院的全局却直到1963年才完成。在此之前，它只有三间北屋、三间西屋、牛棚猪栏和厕所。砌墙的砖头是1953年就买好的，垛在那里算是墙，门楼却一直没修建。到了1958年，砖头在“大跃进”中充了公，院子四周只好扎篱笆。直到1963年，父亲才终于有余力修建了门楼，砌起了院墙，完成了最基本的建设工程。
我的老宅子事实上后来一变再变，但在我记忆中至今没变：青砖大门，门口是棵大枣树，进门是影壁，影壁后面是八个头的槐树。槐树下大大的石头碾底支在那里当了石桌。再往里走，就是高大的梧桐，挺直而茂盛，在村外很远就能看到。北屋门口砌有青石台阶的月台，月台两边是花池。花池中有金萱和鸢尾之类。
父亲的新宅子真是生不逢时，它还没建成，农村就开始规划了。全村的街道都要弄直、弄宽，所有房子院子都要一样。第一步就是扩街——这一扩，我家的院子被“切掉”一块。院子从东边切去了五米。门楼拆掉了，两间小东屋也拆掉了。没了门楼，只有重建。那时，大哥这个书法家和京胡演奏家已经成了一流泥瓦匠，新门楼就是他领着修建的。没了东屋，又盖了两间南屋。本来南屋也可以盖三间的，但由于院子切掉了五米，就只能盖两间了。没几年，按照村里新的规划，院子又从南边被切掉了五米。
一个气派的院子，就成了一个小院。在大院变小院的过程中，父母一天天老了。父亲本是勤快人，而且被母亲称作“穷干净”。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父亲总是热衷于打扫卫生，常常命令我们用铲子把地砖和月台上的泥疙瘩铲净。但在大院变成小院之后，父亲就不再那么爱动了，院里乱七八糟，他常常视而不见。也许，面对那个早已面目全非的院子，他有点心灰意冷，懒得动了。他不再热衷于打扫，不再关心花池里的杂草，不再关心墙角青苔和屋地上的泥疙瘩。甚至，新建的厕所好几年都没有盖顶，阴雨天我们打伞上厕所——那正是兄弟们一个个另建新居离开老宅子的时候。
夏日阴雨天，院子里常常一片泥泞。母亲的脚很小，在泥泞中走路，特别艰难。在假期中，我用碎砖铺了院子里的路。从北屋门口到南墙的水缸，从东南角的大门到西南角的厕所，两条小路，丁字形。后来，我又拆掉了月台，铺成了房前的东西小路，使整个院子里的小路成了工字形。这些路铺好之后，母亲说：终于不怕下雨了。现在想起来，我后悔的是没有在母亲生前把那个院子彻底收拾一下，院子小一点不要紧，只要收拾好一点，方便、舒适，母亲就会生活得好一些。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曾计划重修老屋，把它建成两层楼。但没完成，一是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钱，想再等一等；二是老屋不符合村里的规划，重建涉及左邻右舍。母亲则说：傻孩子，你盖起来给谁住呵？但我不为所动，一直在计划，画了若干图纸。但终于有一天，母亲去世了！是呵，我盖起来给谁住呢？造屋的计划终于放弃。
母亲去世之后，我回家的次数少了。常常想家，想念夏日晚上的情景：一家人在院子里，坐了马扎或板凳，一边漫无边际地闲聊，一边用扇子拍打着蚊子，听着梧桐树上滴答滴答的露水声。可是，这情景中没有母亲，就残缺得让人伤心。
那年雨季来临之前，五弟打电话里说：老屋恐怕要倒了。我说，那就修吧，需要多少钱，我寄去。我想留住老屋，留住老宅子，因为那里有童年往事，有兄弟们嬉戏的笑声，有母亲的身影、足迹和气息。我想，院子虽小，老屋虽陋，但仍是唯一能寻找和重温旧梦之地。五弟大概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他只是考虑到坚固和适用，为了亮堂换了门窗，为了宽敞改了墙，完全不再是过去的样子。
老宅子，早已不是过去的老宅子；老屋，现在也不再是昔日的老屋。事实上，我早已找不到记忆中的家，但想到“家”这个字，却还是这个老宅子。如今，它更加遥远，只在我的记忆中了。
心中的西园
西园是一个杂树园子。它的东面是二伯父家的院墙，其他三面临水(那片水域便是西湾)，像一个伸向水中的半岛。
我们家的园子大多有明显的主题，比如，南园是枣园，“店里”是榆园。而独独这个西园，没有主题，只在其间栽了种类繁多的树。因为树的种类太多，我们不相信它是自然生成的。那么，是谁栽种了这个杂树园？问过父辈，他们对此不甚明了。但有树的年龄为据，却不难做出推断，它应该是爷爷的杰作。
最高的是一棵白杨，立于东部的中央。然后是两棵榆树，不直，弯弯曲曲却长得很高。除此之外，就没有高树了，而且杂乱无章。西南角靠水边是几棵柳树，南面崖畔是洋槐，而北面却是国槐。在其中间，则多是果树，不仅有常见的枣树与杏树，而且还有我们家乡并不常见的一些品种，比如：一株石榴，一株山楂，一株柿子，一株黑枣。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没用的树。比如臭椿，臭椿有什么用呢？叶子不能吃，木材不能用，而且气味难闻，西园却偏偏有几株粗壮的臭椿！而在园边近水的坡上，则是荆条、棘桑和蔷薇。
西园是鸟的天堂，小小园中，居住了各种鸟，它们在那里造窝，在那里繁衍。喜鹊造窝很有看头，可惜今日中国的城市人已无缘看到了。春天，喜鹊们很忙，它们要到处寻找造窝的材料——被风刮落到地下的树枝——建造自己的房子，以便生儿育女。它最喜欢的是白杨树上掉下来的树枝，不粗不细，不长不短，大多像筷子那么长，像小手指那么粗，这是喜鹊造窝最常用的材料，只要有这种材料，喜鹊是不屑于用其他树枝的。在喜鹊造窝的过程中，最好看的是上梁。当喜鹊把窝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要选一个好日子，开始给它的新房上梁。所谓上梁，就是把一根比较大的白杨树枝架到窝上去。它比较长，也比较粗，有时候，一个喜鹊叼不动，需要两只喜鹊一起抬，从地下抬到树上，抬到即将竣工的喜鹊窝上，把它安放牢固，就是上梁了。仔细想一想，它的作用就是用一根比较长的树枝把整个喜鹊窝勾连在一起。这很符合建筑学的原理，有了这样一根长树枝勾连，喜鹊窝就不容易被风吹散。喜鹊上梁，不易看到，常常是几年也未必看到一次。所以，一旦有谁看到喜鹊上梁，就会喊起来：“快来看呵，喜鹊上梁了！”于是大家都跑来，直起脖子面向树梢。
鸟儿造窝各有特点，比如黄鹂，喜欢用细细的线把窝吊起来，做成精巧的摇篮。风一吹，就在树上悠来荡去，让人老为它们担心，但从来没见过大榆树上的“摇篮”掉下来过。还有白头翁、斑鸠、“简简子”……鸟儿们每年都要在西园做窝。当它们的小鸟孵出时，清晨时分走入西园，会听到百鸟齐鸣。当然，鸟们也会吵架，也会争窝，也有侵略者，也有试图不劳而获者；因此，也会有家园保卫战，一些鸟斗争起来雄赳赳，脖子上的毛直竖起来，寸步不让。但无论怎么争斗，没见过哪种鸟带着孩子逃离。
我对西园的记忆无限美好，但我知道这种美好未必可靠。因为我很难确定记忆中的那些美好存在的时间。想起那个无比美好的西园，总是兄弟姐妹们一个不缺，每一个都在西园里，水边，崖上，草坪上，树丛中，三三两两，做着不同的事情。再加上母亲和二伯母，还有她们的席子，艾绳，大蒲扇，就是西园图景的全部了。然而，兄弟姊妹齐聚于西园的情景事实上是不多的，有可能出现这种情景的时间也不长。如果仔细计算，这种记忆大概只能形成于1964年前后。因为在此之前是三年饥荒，饥饿难熬，西园再好也没人有心去欣赏；之后，兄弟姊妹长大了，开始各奔东西，就像大观园最后那份凄凉。只有1964年前后，已吃饱了肚子，且兄弟姊妹齐全。
写到这里，我有点伤心，因为转眼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一代人已开始凋零，我的大姐姐和二哥哥已经去世。而在1964年，我们是多么齐全！我们是多么完整！那一年，昆玉哥25岁，刚刚娶了大嫂；文修24岁，刚刚娶了媳妇；大姐21岁，大哥金玉哥20岁，美玉哥18岁，光玉哥18岁，文吉18岁，二姐15岁，华玉哥14岁，三姐14岁，文庆8岁，相玉7岁，润玉7岁，我10岁。一茬人中，最大的25岁，最小的已经7岁，正是在一起最齐全最热闹的时候。
所以，那时的西园不长草，连树丛底下都被踩得溜光。夏日里，无论中午还是晚上，母亲和二伯母常常拖一领席或一件蓑衣，招呼我们在那里乘凉或睡午觉。如果是晚上，她们就要不停地打扇子，以驱赶蚊子。当然，赶蚊子也有另外的方式，那就是点一根艾绳。如果是中午，哥哥们往往各自忙碌，比如结蓑衣之类，姐姐们则是纳鞋底，搓麻线。如果是晚上，则常常是一个音乐会。在那近水的树丛里，会传出不同乐器的声音。拉京胡的一定是大哥，拉二胡的一定是二哥，弹琴的一定是侄媳妇爱琴，而笛子的声音就不好分辨了，因为几个人都在吹。
记忆里总是离不了姐姐们引来的成群的姑娘和她们嘻嘻哈哈的笑声。记忆是如此强烈，但仔细算来，如此好时光实在不长。很快，姐姐们一个个出嫁，哥哥们一个个娶妻生子，各自有了一份沉重，自然少了少年的情趣。何况，接着而来的是一段沉重的岁月。最先的变化往往难以察觉，但到了1974年，我正是大哥1964年的年纪。晚上出入西园的，就常常只有我自己。偶尔遇到两个弟弟，他们正青春少年，但与我一样，已经无缘找回记忆中的热闹。我们只是在西园站一站，看看远处的天，看看近处的水——而后来，西湾没了水，鸟们也不知到哪里去了。记得1976年的秋天，我从外地回家休假，吃过晚饭，进了西园，那景象使我大吃一惊，也使我黯然神伤：西园竟然鸟粪遍地，蒿草漫腰，脚下的小路那样蓬松。显然好久没人来过了。
谁会来呢？哥哥们已过而立之年，生活越来越沉重，姐姐们都出嫁了，我与五弟也常年远在他乡，谁有闲心到这荒园中来？是的，一代人又在成长，葆华大了，香子大了，还有大妮子、二妮子、群德……人数不少，可是，他们都在上学，没有时间玩耍，即使有时间玩耍，也不喜欢到这里来。在他们心里，西园并非乐园。从那时起，西园就真的荒芜了。
几十年后我才明白，任何乐园都属于特定的记忆者。西园的美好，也许只存在于我的心里，哥哥姐姐们也未必有同样的记忆。
在我的心里，西园是家的重要部分。每次回家，我都要到西园走一走，看一看，无论它多么荒凉，无论它给我怎样的感受……
南园秋
一边写着西园，就不断想起南园。与西园相比，南园很单纯，是一个枣园。秋天，红枣由星星点点到红成一片。南园变得辉煌而引人注目。
南园的枣有许多品种。先人无论种什么，似乎都不像现在的人那样注意品种的选择。似乎是任其自然，地里长出什么品种，就保留什么品种；从外地移来几棵，也不管它是什么品种。南园的枣有大的，也有小的，有长的，也有圆的，有甜的，也有酸的。有些枣成熟之后红得发黑，有些枣却是无论怎么成熟，仍显出淡绿色加朱红斑点。
我小的时候，感觉秋天特别忙。在故乡，那年代流行种地瓜。到了秋天，人们都在忙着收地瓜，切地瓜干，晒地瓜干，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我们家除了忙地瓜，还要忙枣。一般是天刚放亮就要起床，揉着睡眼去南园，一个人爬上树去，先是晃，后是用竿子打，几个人在树下拾，一个个捡起来放进篮子里，捡满一篮子就把它装进麻袋或两人抬的那种大筐。一个早上只能收一两棵树，而且打枣要选择晴天，以便及时晒干。晒枣是很麻烦的事，要在地下铺上席或苇箔，然后把枣摊在上面，下雨就要赶紧收起来。大枣要经过好多天才能晒干，如果遇到连阴天，它就会成了一包糖稀，一年的收成就全完了。
有关南园的记忆中，唯一有点诗意的是看刺猬运枣。大概不少人看过齐白石画的刺猬，背上背了红果。我小时候看到的，却是南园中那些背了红枣的刺猬。看刺猬摘枣运枣，是大清早去南园的一大乐趣。
在秋天的清晨，悄悄来到南园，常常会大老远就听到有人咳嗽，声音很像老头儿，但那不是人，而是刺猬。刺猬咳嗽，据说是因为吃甜东西太多，但它又极喜欢吃甜东西，比如大枣。刺猬们常常是一边咳嗽，一边爬到树上，一直爬到树梢，然后抱住树枝使劲摇，这样就把枣儿摇下来了。然后，它们从树上下来，在地上打滚儿，就把枣儿一个个扎在了身上。刺猬身上扎满了红枣，跑起来很好看，尤其是三五只排成一串的时候。
刺猬们运不走多少枣，但是，它们的行为有不小的破坏性。在秋天的早晨，你常常会面对着满地的枣儿——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心中充满疑惑：夜里刮风了吗？没有刮风，为什么满地是枣呢？那是刺猬弄下来的。它们摇下一筐，带走的常常不过三五个。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义务打枣者，可惜它们的劳动常常不合时宜。
南园后来成了大哥的住处。为了盖新房，枣树大多被砍掉了，院子南边留了几棵，大哥对它爱护有加，但不知为什么，它们很少结果。也许，枣树也是恋群的。
“店里”杂忆
“店里”也是一个园子，家里人称它“店里”或“店”。
一个种菜的园子叫做“店”，因为那里本来是个店——不是商店，是客店，严格地说是车马客栈。我们村的中街是从潍县一带到淄博的官道，俗话说，“千年大道走成河”，那大道真的是一条沟。因为是交通要道，自然为开店创造了条件。我们家的店大概是在爷爷年轻时开的。家中有一个小簸箩，据说生意好的时候，每到晚上，那个簸箩中的铜钱就满了，而且常常盛不下，为图吉利，不换大的容器，就天天让那个簸箩中的钱满上加满，终于盛不下而满地滚。
在我记事时，那店早已停掉几十年。但在我的记忆中，我家也在这里开过店，只是时间非常短。那是1962年前后，从寿光、昌乐一带到淄川、博山去运煤的人特别多，男女老幼，大车小辆，络绎不绝。于是，许多人家开起了客店。
记得大哥曾指着那两个年龄比他小了许多的长辈，对大家说：“他们连个熊地方都没有，还开店，我们什么都有，为什么不开？”于是，店就开起来了。我家开店当然有许多优势，比如那个开阔的院子，可以把马从车上解下来随意拴在某棵树上，晚上把门一锁，很有安全感。这样的店只要一开，当然要成为村里最大的店，也很容易成为生意最兴隆的店。时间一长，许多人都直奔李家店而来。不过，那时候挣钱大概很少，因为价格都很低：住宿费1角钱；油盐葱花白菜头烩干粮1角钱；炒菜1角5分钱；如果是马车，连车带马另收1角钱。那时候穷，下苦力的人也舍不得花钱，所以基本没有人炒菜，大多是从袋子里掏出自带的干粮，花1角钱烩一烩。也就是说，晚上留宿一个客人，一般只能收入2角钱，外加伺候一辆马车，才收3角。
那个店开了不过半年就关掉了，各村的店都关了——据说上面又有了新精神，说个人开店是复辟资本主义，不让开了。
很快，连开店的那几间房子也拆掉了。从此之后，那里就完全成了一个闲园子。从1963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它一直是我家的菜园。
把店里开垦成菜园，可能因为它面积大，且树不密，阳光比较充足。店里没有杂树，除靠近南园的两棵枣树外，都是大榆树。在故乡，有句关于榆树的谚语：“家有榆园，不怕歉年。”我想，爷爷专门栽下一个榆园，大概是为了儿孙度饥荒。
榆树全身都能吃，春天的榆钱，至今仍是餐桌上的佳品；榆叶也好吃，无论怎么做，都是滑滑的，味道不错。而且，树叶子无论什么季节都能吃，即使到了秋天，干了，落了，打扫起来，上碾子压碎，仍可以当粮食。榆树皮是树皮之王，在所有的树皮中，是最好吃的，也是营养最丰富的。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即可以放进各种糠菜之中做黏合剂。正因为这样，在1960年前后，我们的榆树减少了好多枝杈。好在有“轻榆重柳”之说，榆树的树冠越轻，它长得越快，不像柳树，枝叶越多才越茂盛。
想起店里，还有一点记忆深刻：那里有永远捡不完的钱。随便哪个地方，一镢头刨下去，可能就会有两枚铜元。有时是几个叠在一起，已经锈到了一块儿。到处是铜钱，但没有银元。没有人知道这些钱是怎么回事。最可靠的解释是：当年开店兴盛时，铜钱掉在地下，是不捡的。簸箩已经满了，却继续往里扔，结果是铜元满地乱滚，于是被踩进泥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层又一层，就出现了后来的结果。
最先发现铜钱，是在刚刚开垦的时候，在园里刨地，不时丁当作响，后来发现都是刨到了铜元上。但是，没有人当回事。后来才发现，地里到处都是铜元，翻一个畦子，捡回一捧铜元；整平一块地面，捡回一捧铜元。每当大雨过后，二哥就常常捡回许多。时间长了，我们就拿它到小卖部卖废铜，换回一些需要的东西。
这些铜钱也许在诉说着昔日的兴隆，诉说着那段曾经“日进斗金”的岁月。可是，面对种种解释，我总无法打消心中的怀疑：种种传说证明，爷爷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也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尽管他曾经拥有那么多土地，可一直到老，仍与奢侈无缘。试想，一个从街上往家捡麦穗的人，能看着铜钱满地乱滚而不捡吗？如果他真的不捡，而且不让伙计们捡，任其踩在泥里，会不会另有用意？也许，正是在那个时候，他想到了饥饿，一边动手为儿孙栽下了那些榆树，一边在泥土里为我们留下了遍地零钱。
这才是我的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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