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型社会与经验型社会

　　“智库”是这几年常见的新概念。就我的理解而言，从功能的角度说，“智库”可以定义为现代教育型社会当中，在社会决策方式的复杂化和科学化背景下，提供管理建议的意见族群、媒介星丛和观念集合。

　　首先，首先智库不一定指人，还可以指平台，或者管理社会的意识——单纯把智库看作人是有问题的。其次，强调智库与“教育型社会”有很大关系。与古代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特点是不依靠知识教育就不能理解现代社会，没有一定的科学管理能力就不能管理现代社会。古代是经验型社会，人类生活简单重复，年纪越大的人经验越丰富，越能够懂得社会——这是古代社会尊重老人的原因之一。但是，在今天，年龄越大的人越不容易融入社会，因为社会复杂了，例如扫码支付等，让很多老年人花钱都花不掉。总之，智库概念的诞生首先与社会的复杂化相关。

　　知识型社会管理方式体现为“认同+科层+融合”的方式，保持政治认同和管理的复杂体系乃是其特点。因此，中国古代的智库具有帝师传统，现代社会则需要阐释性、批判性和策略性相结合的智库。但是，这种传统“帝师意识”也会影响到智库决策机制的建立。比如，有些地方的领导往往只找其需要和喜欢的专家，来为自己的“意志”或者“设想”寻找合法性支持。之所以需要“智库”，恰恰是因为传统的帝师型辅政体系，无法适应“教育型社会”管理的复杂和曲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智库体系非常重要！智库群体也应具有新的政治规范要求。不同知识分子群体根据其思想观念、学术背景、阶层利益和政治立场形成不同的话语、政治博弈、对话和沟通，进一步对社会理性中间层形成特定影响力——这是当前社会性智库核心的问题。虽然我们可以培养出提供非常聪明的解决问题的知识分子，但有没有培养出理性中间层的文化氛围呢？有没有培养出不是帝师意识而是改造社会的智库意识呢？这是我们要反思的问题。

　　三种知识分子的话语政治

　　从黑格尔论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体系以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怎么理解社会？从现代社会确立的那一天起，就存在谁来领导社会、谁来主导社会的问题。知识分子由此分化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叫做普遍性知识分子，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主要生产看起来与现代社会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诸如“物自体”“精神现象学”等等。事实上，他们为社会提供“命题话语”。

　　第二类知识分子叫专才知识分子，或者技术知识分子，是以医生、律师、法律的制作者以及大众媒体的从业人员为主体的一类知识分子。专才性知识分子主要为社会提供“问题话语”，诸如我们的民族怎么办等问题。

　　第三种为有机知识分子，或者批判性知识分子，是由依托一定的学术和理论背景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大众构成的一个群体。这一类知识分子在今天不断生产“话题话语”。

　　简单来说，从命题到问题到话题，三个层面的知识分子分别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话语政治。

　　普遍性知识分子在中国当前来看基本是缺失的，不仅是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同样如此。今天，高等教育普遍性知识分子的缺失，导致普遍性知识分子话语命题意识难以形成，而命题意识缺失带来很多问题。匮乏命题意识的技术知识分子，在当前中国社会中成为主流话语。这造就了中国社会智库话语群的种种值得反思的现象。首先，口香糖主义泛滥，即一种思想就像口香糖，大家都嚼，一个滋味，每个人都可以用，看起来很好，这主要是大众媒体控制的语言。其次，实用主义盛行，教育孩子都是“好好读书，长大了挣大钱”之类。最后，现实主义随处可见。这主要体现在科层管理领域。现实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好词，老百姓常说的“你现实一点”，即妥协一点。有机知识分子则处于尴尬的境地，本应该在观念意识上影响社会，尤其应成为社会话语构建的主要力量。但是，当今有机知识分子话题话语遭遇了一些政治困境。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机知识分子“微思想化”，依赖于微媒体来传播自己的思想；第二，思想碎片化，他们没法形成系统思想。有机知识分子学院化，大量知识分子采用的学术话语，无法回答和触碰社会的真实问题。第三，知识分子体制化，其工作主要围绕着科研课题展开，使得知识分子的专能被捆绑在技术层面上，话语的想象力被压制了。

　　智库文化生产存在三大困境

　　上述问题导致目前的智库建设面临三种困境。

　　第一，任何一个国家命题话语生产就是这个国家的声音。当我们追问“中国的声音在哪里”，“中国社科的思想成果在哪里”，其实乃是追问“我们的命题在哪里”。没有命题的知识生产是导致我们的思想文化缺乏世界影响力的根本原因。命题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很大。2015年我去美国，恰好赶上梵蒂冈教皇美国一行，帝国大厦巨幅的欢迎标语一直落到地上，甚至有美国议员偷喝了他剩下的半杯水。这让我产生联想，教皇既没有生产世界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世界任何问题，却掌握了命题的话语权，所以才会如此“声势浩大”。　　

　　第二，“问题”是一个社会组织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困境、难点和目的的表现。匮乏“问题话语”，就会匮乏真正的策略生产，而只能就事论事，陷入“办法”的制造。没有命题知识的问题，其生产不会产生根本的影响，同样，命题是建立在问题的研究基础上，如果不能提出真问题，也就不会有真命题。当年，因为拿破仑问题触动了黑格尔，他对拿破仑时代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于是写出了《精神现象学》。当然，如果没有“命题话语”的笼罩，就容易走向实用主义。今天，命题意识的缺失，造就国家政治理念、基本精神层面上生产力不足。从这个角度来说，智库概念是一种被作为解决或者提供解决方案的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话语机制的代名词，忽略了问题和命题的紧密关联，模糊了问题和话题的关系，就会出现“智库思想空壳化”。

　　简单来说，丧失了命题，导致智库的话语面临着合理性的危机；而置话题于不顾，只是为政府“出谋划策”，则会令话题面临合情性困境；如果智库只解决方案，注重实用主义短期效益而面临合法性困境，这三大困境是目前智库文化生产存在的问题。

　　构建智库性的大众媒体

　　第一，智库性大众媒体的构建既是新的东西，也是旧的东西，应该具有基本的使命，即智库性大众媒体不能只玩话题，也不能只玩思想，而是要首先构建中国的国家理念，塑造适应新时代国家关系的理念。至于什么是国家理念，什么是我们真正的国家精神，我们可以讨论、可以研究的。

　　第二，“新时代”的概念，被很多大众媒体生产为新机遇、新辉煌，这没问题，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新时代”的第二个含义：新问题、新挑战。新时代既是新的复兴的机遇，也是中华民族未来要面对的新的挑战，意味着以前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能不能很有效地解决当下的问题，所以，现在“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很少人谈，“向西方学习经验”也很少提，就是因为老办法不能解决新问题。“一带一路”也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都是在承认中国的问题不能仅仅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应该全球共同面对。今天，每一个国家的问题需要自己解决，也需要全球人民解决。事实上，人类的发展到了“除非你好否则我也不能好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更好地突出了问题：新的问题来了，新的发展也来了，如果你不发展我也没法发展的时代到来了。

　　从这一角度来说，智库的问题不能仅仅只有民族意识，不能仅仅只有国家意识，还应该有全球意识。这不正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倡导的意思？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有国家的问题意识，也要有关乎全球发展的命题意识，也就是要有“全球治理”的理念。

　　第三，围绕当代社会要展开思想领域的广泛讨论，创造和培育知识大众积极参与的话题。现在有种不好的理解，认为大众只是“被说服者”。过去，大众的文化水平有限，你说什么他信什么。而为什么今天很多媒介无法获信于大众？这是因为知识大众和以前大众不一样了。以前是“大众”，现在是“知识大众”。知识大众时代，要让知识大众多多关心社会，表达他们的观点——知识大众的宣传和对大众的宣传是有不同的。

　　中国是拥有知识大众最多的国家，据统计，有近3亿人拿到了高等院校的文凭(含职业高等院校)。从1977-2008年的31年间，假如说每个得到大学文凭的人都健在，那么城镇人口当中每8个人就有1人拥有大学文凭——事实上，我们国家获得大学文凭的人口数超过了日本国民人数。知识大众造就了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也形成巨大的话语场。过去，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管理这么多知识大众的经验。在今天中国，智库建设，不能不致力于这种话语场的构建和引导的问题。

编辑：吴军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