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虽然还是“凭票供应”，情况已比前些年好得多。比如，市场悄悄放开了，人们可以从市场上自由地购买鸡鱼肉蛋等。不过，粮食、布匹、煤炭的凭票供应却持续了很久。若干年后，仍然是吃饭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煤要煤票。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仍然是家家户户有一个购粮本。虽然粮食已经允许自由买卖，但粮票仍有价值。因为无论自由市场上面粉的价格是0.5元还是0.6元，国家供应的面粉都是0.18元。正是价格的这种悬殊，进一步造就了城乡差别，也使得粮票继续有价。农民进城，比如住院看病之类，为了能在食堂吃饭，就需要从黑市购买粮票，价格每斤0.2-0.3元，也就是略低于面粉在国家粮库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差价。
那时的农村人都向往吃上“商品粮”，农村孩子考大学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吃上“商品粮”。那时的所谓“商品粮”，指的是国家粮库的粮。国家供应的粮食的确比农民留下的粮食好，细粮也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学生每月30斤粮，细粮(面粉)占70%，粗粮占30%。这是农民不敢想象的。粗粮不只是玉米，而且包括大米、小米、高粱、大豆、绿豆等各种杂粮——其中还有花生，每月不到一两，攒一年，到元旦时可以买一斤。
进入80年代之际，物资供应似乎有所好转。比如，布票已经由原来的每人每年6尺提高到12尺，肥皂票、火柴票已经不用。记得我在曲阜县百货公司看到买肥皂不用票，一下子就买了两条。因为在我的记忆里，买肥皂是要票的——也许是好久没买肥皂吧，废除了我竟然不知道。记忆犹新的是售货员切割肥皂的办法，你如果只有半块肥皂的票，他们会用一条线把肥皂捆上，把线一拉，那肥皂就切开了，任你挑，绝对两块一样大。
那时的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而且一个个都自命不凡，似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在自己肩上，却照样吃不饱肚子，照样要为买一件新衣服而等待明年的布票。
大学生毕竟是特殊阶层，生活有基本保障，农民就不一样了。就在大学恢复招考的那一年，万里到安徽做书记，关心民生，所以后来有了“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作为新上任的书记，他到农村视察，在金寨看到了让他惊心动魄并且老泪纵横的场面：那户人家有两个大姑娘，省委书记来了，她们却蹲在柴草堆里不起来——原来是她们没有裤子。她们家有裤子，但只有一条，此时被父亲穿走了。
穷，能到什么样子呢？上世纪80年代初，清华大学从长江三峡招来一个学生。在我的印象中，三峡是美丽的地方，却没想到它是那么穷。这位同学报到了，同宿舍的人却发现他没有被褥——原来不仅他的家庭无力为他准备被褥，全村也无力为他准备被褥。因为村民们已经多年没有棉被，而是盖“秧被”，也就是用稻秧编成的草苫子。这位三峡农民的儿子没有把他的“秧被”带进清华园，所以就没有被褥。后来，学校为这个学生置办了一套被褥。
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的那份合同，已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只要知道那些连饭都吃不上的岁月，就能理解那些农民签下那份合同时的心情——尤其是18户人约定：若队干部因包产到户坐牢枪毙，他们保证把队干部的孩子养到18岁。我们若能理解那份决心与其背后的痛苦，就不难理解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为什么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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