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历史学界，刘先生绝对是一位响当当的大学者。但是和有些大牛大咖不同，刘先生丝毫没有架子，尤其对年轻人，总是笑呵呵的，有时还操着他别具特色的口音开开玩笑。他相貌朴实、衣着也不是特别讲究，晚年留个圆平头，乍看起来，还真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儿。在他的自传《八十自述》中提到，年轻时就因为长得“土气”，很多人不赞成阎老师和他交朋友。但是有句话说，35岁以前相貌是父母给的，35岁以后相貌是自己给的。接触刘先生多了之后，就会从他的眼睛里、神态中，看到一种深沉、坚毅与执着。在久病羸弱的他身上，能感受到一股不同于常人的力量。

　　八十岁那年，他的弟子们编了一部祝寿文集《反思中的思想世界》，里面有学术文章，也有专门写老师的文章，当然有很多赞美的话。我有幸得到刘先生的亲赠。赠书时，他打开扉页，写下几个大字“写的未必是我——老头刘”。刘先生的赠言很特别，比如我拿他的著作找他签字，他总是题写“要以批判的眼光读”“要以怀疑的眼光读”。批判、怀疑、反思是刘先生治学思想的关键词。他常说：“史家面前无定论。”不仅对历史、对学问是这样，对自己也是这样。他鼓励学生们、年轻人对他的思想进行“批判”。而他也确实培养出了“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弟子。这也是刘先生与其他学界大佬们非常不同的一点。

　　我初次到刘先生家，可以说是一次“假公济私”的访问。作为后学，我早就听闻刘先生等南开史学前辈的大名，但是上学时，老先生们都已经退休，无缘受教。所幸毕业后留在学校，并且一度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这才有了机会，登门拜访仰慕已久的前辈们。这是我工作十年最大的收获。2014年冬，借着刘先生《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新书出版的机会，本来已经不“跑新闻”的我，与同事来到刘先生家，以采访为名，开始了对刘先生的访问。一来二去，刘先生知道我也是学历史的，又对南开校史感兴趣，便与我聊了许多有关历史、有关思想、有关过去的事情。我们也一起合作了两篇访谈。交流中，刘先生常说，不要总是夸他，要提出问题、要“穷追”，这样才能激发他再活动活动脑子。本来刘先生还曾委我，围绕他的“治史之路”再做一篇访谈。他亲自拟定了题纲，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几次讨论。我也已和学校电视台约好一起去录像。那是2016年11月的事，不曾想题纲大体定下来之后，刘先生就住进了医院，直到大年三十飞美国，与家人团聚。

　　再回国时是2017年下半年，刘先生看上去身体恢复得不错。我们都很欣慰。有一次，我带一位同学去看望刘先生。这位同学长期关注刘先生的学术，还曾在多年之前写过文章，回应刘先生的观点，但那是第一次到刘先生家。没想到通过姓名后，刘先生很快便想起了他和那篇文章，并鼓励说写得很好。后来聊到兴处，刘先生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吧，他现在在山东大学工作，跟你们年纪差不多，也是个年轻人，学问做得很好，你们可以多交流。我俩听后都笑了，告诉刘先生，他介绍的这位朋友，原本也是我们的同学，毕业后去了山大。刘先生也笑了，笑得很开心。看到刘先生的笑容，我心里暖暖的，他是真正关心青年、关心学术界的后来人，为他们而开心。

　　2017年12月14日，先生临出国前，我赶去送行。那天他精神气色颇佳，对我说，要把南开校史要放到中国近代的历史中去研究，要注意口述历史，从一个人反映一个时代。先生说得很高兴，直到大家催他到点该上车了。坐上车，刘先生挥手“再见”。当时情景还在眼前，哪里想到竟是不能再见了……

　　此后邮件、微信仍有往还，刘先生还会就他关注到的思想界问题群发给弟子、朋友交流看法，询问意见。我收到的最后一封来自“老头”的邮件是2月25日。之后得到的消息，是先生病情反复，不容乐观。我知道自己最不会安慰人，不敢打扰先生和阎老师。恰好这时有一个刊物转载了我之前与先生的一次访谈，我通过微信发给了阎老师。阎老师回复说已转给刘先生，并说：“老头近况不好……已有数日只能用笔交流。他还坚持看电脑，并不糊涂。”我不知道刘先生是否看得清那几张翻拍的图片，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

　　前面说过的那个未完成的访谈，去年恰好有出版社要出版刘先生文集，同时为他做了录像。我想刘先生梳理自己“治史之路”的目的，也正是他离别时对我说的，要从一个人反映一个时代。他担心的是，随着人的离开，也将“历史”带走。他是明白人，事事都提前做好了准备。

　　刘先生的知交宁宗一先生说，老刘“一直走在思考的路上”，这也成了刘先生自传的副标题。还有人追问，刘先生之后谁是南开的思想者？思考、思想本是学者的天职，不应该是某位学者的特性。不过，像刘先生这样直到生命的尽头，直到不能用语言交流，还在坚持阅读，将思考融入生命的学者，确实是极少见的。我想，这样的思想者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缺少的。（陈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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