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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拓展出土资料研究新视野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8月6日2版     发稿时间: 2018-08-08 16:41

  记者 张春海 实习记者 强慧婷

  8月1日,“史料、问题与视野——史料诠释与周秦汉晋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天津举行。该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出土资料与汉唐史研究”学科组共同举办。

  近年来,随着大量新资料的发现,学者应该怎样选择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来开展研究?怎样从具体问题出发展现宏大的视野,切实推动对中国历史整体性和结构性认识?怎样处理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决定了出土文献的价值和历史研究的深度,这也是此次会议发起的初衷。”此次会议的召集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振红如是表示。

  关注古书文本研究

  出土资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传世文献之外的珍贵史料来源,“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是学界长期以来继承和发扬的优良治学传统。对出土文献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古书的内容,更要关注古书文本本身,关注古书的流动与传播。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然将《说苑》和相关传世、出土文献进行对读,对战国秦汉时期古书中具有共性的同义替换、相类文句、对举逻辑、文本流动等现象进行考察,力图推进对古书文本特征的认识。经过细致的对比考证,她认为,此类战国秦汉古书文本流动而不凝滞,与中古之后典籍文本的固化迥然有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博认为,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的出土,以《说苑》为代表的“语”书记述差异问题,日渐引起学界注意。跳出文字与史实,关注到古书文本本身,厘清古书文本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对推进古书文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还提出,要关注出土文献文本的“考古区位”,这对古书文本研究至为重要。比如,关注北大秦简同一竹笥之简册区位摆放关系,从古书文本的出土区位、简册形制入手讨论。可以看出,简册堆叠次序存在着按照文献类别集中置放的情况,这种区位关系昭示了《汉书·艺文志》及其之前的《别录》《七略》等文献分类方法并非空中楼阁,而应存在深刻的社会现实因素。

  活化秦汉法制史研究

  秦汉法制史研究一直是秦汉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学界不应仅进行制度描述性的基础研究,更要着眼于制度史。大量出土资料表明,秦朝法律虽然制定了严格的捕亡法,但在具体“运作”的过程中存在大量成功逃亡的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石洋认为,理解该矛盾应当重视人的能动性,由单纯制度研究走向人的研究。他认为在报告逃亡、县内追捕、移文通缉和他县道搜求四个程序中,捕亡的执行效力递减。秦代,捕亡轻于捕盗,并未在律令中特加奖惩,也鲜有被基层官员尽心对待的情况。其执行力是弹性的,伸缩程度取决于情势。在非常时期或特殊地带,诸如军事行动、搜捕盗贼及关卡查验时,“亡人”可能被连带究及,随机落网。而通常,县乡却多敷衍应对,甚至置若罔闻。这或是秦代大量“亡人”成功逃脱的一个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张欣认为,对“亡人”概念的理解是研究“亡人缉捕”问题的关键,关于“亡”“亡人”的确切含义,还有待新史料的进一步澄清。因何而亡、亡人的地位、亡人的数量等,与政权对亡人的缉捕态度、策略、执行等直接关联。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教师王安宇认为,民众流动是引起战国各国实力变动的重要原因。秦王朝如何控制亡人,制度、官吏、百姓、亡人及接纳亡人的势力如何互动、博弈,非常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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