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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玮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于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瘟疫与人》，是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史学著作，将疫病纳入历史诠释的范围，“扭转了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角度”。
随着当代社会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世人对健康问题关注度的不断提升，以及学术界疾病医疗史(研究)和环境史的日渐兴盛，这一著作在世界范围内得以“雅俗共赏”。
这么多年来，麦克尼尔这一历史视角，怎样改变了今天人们回望历史的“真实”、凸显出什么样的“异趣”、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何启示？对此，最近再版的中信出版集团版《瘟疫与人》一书译者之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余新忠进行了专业性解读。
与以往的分析大异其趣
读书周刊：“在我写的所有著作中，《瘟疫与人》无论在历史学家和博士们那里，还是在普通民众中，其受欢迎的程度都是最高的。”2009年，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其著作《瘟疫与人》中文版前言里这样总结。在您看来，这部学术著作在世界范围内得以“雅俗共赏”的原因是什么？
余新忠：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为重要的肯定还是《瘟疫与人》所拥有的开创性的学术价值。无论在环境史还是疾病医疗史研究领域，该著毫无疑问都是具有重要突破和引领意义的开山之作。
当时，这两方面的研究正处将兴未兴之时，麦克尼尔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学术功力，及时推出这样一部融思想性、学术性和开创性于一体的著作，成为时代学术的引领者。这一著作体系宏大，文笔优美，读来引人入胜。因此，随着当代社会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世人对健康问题关注度的不断提升，以及学术界疾病医疗史和环境史研究的日渐兴盛，这一著作在世界范围内得以“雅俗共赏”也就不足为奇了。
读书周刊：数年前，当您读完《瘟疫与人》，“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欣喜与激动，还有一种对学术心灵的震撼”。这种震撼在后来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有没有重现或被强化？
余新忠：震撼，源于脑洞大开，即旧有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理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就像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基思·托马斯所评论的，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瘟疫与人》是极具开创性的论著，所以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令我产生一种感慨：原来，我们对历史的呈现和解读疏忽了如此之多！
翻译的时候，因为已经没有此前那样的新知冲击了，所以也就谈不上震撼了。不过，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作者的文笔、写作技巧和对宏大体系的驾驭能力，印象深刻，甚为感佩，同时也对书中有关中国情况论述的诸多疏略和错误而感到遗憾。这实际上也进一步促使我自己更专注地投入到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中去。
读书周刊：在书中，麦克尼尔尝试“把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还置于更为合理的地位上”，将疫病纳入历史诠释的范围。这个焕然一新的历史视角，怎样改变了今天人们回望历史的“真实”、凸显出什么样的“异趣”？
余新忠：麦克尼尔在该书的最后总结道：“如果要像理解过去那样，努力地理解将来，则传染病的作用不能置之不理。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改变不了的，是人类对寄生物的脆弱性。在人类出现之前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与人类自身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对于瘟疫在历史上的作用，这真可谓是一种通达而中道的认识。
虽然，笼统地说“疾病改变历史”多少有点言过其实，但疾病，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肯定对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近40多年来，随着疾病医疗史研究的不断展开，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其影响不仅体现在该著所揭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结构中，而且还反映在诸多社会风俗、文化习惯上。比如，我们传统端午、重阳等节日的风俗，中国文化中对于温补的热衷，对于“虚”和“风”等警觉甚至恐惧，等等。
总而言之，麦克尼尔“把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还置于更为合理的地位上”，从疫病史这个视角，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众多历史现象做出的解释，往往与以往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的分析大异其趣。
戳破“人类中心主义”
读书周刊：在《瘟疫与人》一书中，由微生物引起的疾病与人类的各种活动这两者之间究竟谁是主角谁是陪衬？
余新忠：这很难一概而论，在不同的情境中会有不同，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肯定是人的活动更具主动性和控制性。
主角抑或陪衬的追问，真正的意义在于它戳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盲目自大，让人们在惊觉自身脆弱和局限的同时，开始思考如何以更开阔的心胸、更谦卑的态度，来看待历史与身处的环境。
读书周刊：1520年，西班牙侵略者带领不到600名手下，征服了拥众数百万的阿兹特克帝国。作者认为，立下头功的是中美洲居民从未接触过、西班牙人习以为常的天花。
余新忠：这应该是一种比较凸显甚至极端的事例。在欧亚大陆，天花早就出现。由于史料记载的缺失，天花最早出现在文明社会时所造成的冲击，现在已经很难有比较详细的了解。不过，由于不存在像美洲大陆那样大范围的与外界隔绝的社会群体，故而其传播和冲击应该相对更为平缓。
读书周刊：论述印第安人因传染病而遭灭顶之灾时，作者进而写道：“在冷冰冰的统计数字背后潜藏的是巨大而漫长的人间痛苦：以往的社会架构分崩离析，旧有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古老的生活失去意义。”这是否典型地道出了疫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力？
余新忠：天花对印第安人的毁灭性的打击，在人类历史上应该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所以，也就特别集中而典型地展现了其对人类文明的巨大影响力。在其他情况下，这些影响虽然也多少存在，但可能不会表现得如此严重而典型。
对历史深层结构的重要影响
读书周刊：麦克尼尔认为，在强调人类的社会与文化属性的同时，决不可忽视其生物与自然属性。他甚至指出古代亚欧大陆上的四大文明区域，同时也是“四大疾病圈”。从“四大文明区域”到“四大疾病圈”，这两种说法传递出的内在差异是什么？
余新忠：文明意味着相对较高的人口密度和相对稳定的聚落，这也就为社会的人群和微寄生达成某种相对平衡的状况提供了可能。
四大文明区域的形成，也预示着文明圈内部相对稳定的疾病模式的形成，作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提出四大文明区域也是“四大疾病圈”。当然，文明区域的内容十分丰富，绝不限于相对稳定的疾病模式这一方面。麦克尼尔这一论断的意义，在于指出以往在讨论文明区域时未加注意的面相。
读书周刊：“埃及的瘟疫与法老的专制统治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关联”、“印度社会种姓制度的部分规定与远离传染病的需要有关”……作者这样将看不见摸不着的疫病与社会制度直接关联的观点，您认为是否得到了有效论证与广泛认同？
余新忠：我认为作者在书中通过一定的例证指出了瘟疫对历史深层结构的重要影响，充分表现了作者深刻而敏锐的洞察力，我对此深为认同，而且相信也能为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所认可。不过，这些论述想要得到更细致而严密的论证，目前来说似乎还有些困难。这方面的研究，就我的了解，后来似乎也进展有限。
发人深省的独特研究视角
读书周刊：从《资治通鉴》《古今图书集成》《肘后备急方》等中国古籍中，作者梳理了中国历史上的几次重大疫情，透露出疫情对中国古代政治怎样的影响？
余新忠：《瘟疫与人》对于中国疫情的梳理是十分粗疏的，只提供了富有洞察力的思路，缺少坚实而广泛的案例支撑，就案例选择而言，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也明显有失平衡。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疾病史研究刚刚起步、成果有限。所以说，从中国读者的立场出发，此书着实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
在书中，麦克尼尔提出的一个观点，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南方文明兴起较早但文明程度长期落后于北方，就是因为受疾病梯度的影响。
读书周刊：您在《译者序》中写道，这本书的“价值本不在于呈现出多少具体的历史真相，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独特研究视角”。假如学者循此视角继续前行，是不是可能刷新人们对许多传统历史的认知？
余新忠：借助这一视角，确实可以看到有些历史进程，和我们原本忽略的疾病有关。比如，赤壁之战中曹军的铩羽而归，显然有曹军军营中疫病流行的因素；明朝的灭亡，多少跟明末大疫有关；而康熙之所以能够登极，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他当时已经感染过天花并幸免于难，如此等等。
但这些内容，是否可以说像天花对印第安人的影响那样，在整体上刷新人们的认知，似乎还很难说。我感觉，这部作品的新视角最大的意义可能在于通过引入疾病因子，可以让我们更全面细致地认识历史。
读书周刊：古代文本中对于疫情的记录是否充分？我国的疾病社会史研究目前处于什么阶段？
余新忠：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疫病的记录应该说也不算少，但非常零散，搜集和解读不易，研究者做深入的研究有一定的难度。不过，事在人为，真正深入进去，应该会很有收获。
目前我国疾病社会史研究，大致可以说正处于方兴未艾之势。尽管，还很难说已经成为主流史学的一部分，但常常被视为颇具潜力的前沿研究、史学研究的新增长点。
人类颇像一种急性传染病
读书周刊：《瘟疫与人》将微观世界引入了研究者和大众的视野，后来引起轰动的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等作品都是受其影响。这一学术脉络，对日益认识到环境对人类发展重要性的今天有何启示？
余新忠：《瘟疫与人》对后来的历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环境史和医疗史，像《枪炮、病菌与钢铁》和《疾病改变历史》等都是在其影响下而出现的。这些作品的出现年代，正是环境史日渐兴起之时，它们以一种思想风暴的力量，向人们展示了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人不是也不应是唯一的主角，只有立足人与自然的互动，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更好地走向未来。
读书周刊：“从别的生物体的角度来看，人类颇像一种急性传染病”，麦克尼尔这个犀利比喻，对人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一种当头棒喝？
余新忠：麦克尼尔就是要告诉人们，探究人类历史必须打破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引入生态意识，从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角度来认识、思考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瘟疫与人》[美]威廉·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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