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媒体南开 正文

史学月刊 :关于中国日本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兼评刘岳兵《“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

来源: 史学月刊 2018年第5期     发稿时间: 2018-06-07 08:27

  近年来,不少学者相继撰文,对1949年以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历程作回顾与总结,刘岳兵教授的《“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副标题为“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相关学术传统的初步考察”)一书,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作者在书中指出,对中国日本史研究领域的成果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总结,不仅有利于吸取经验,而且对本学科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该书着重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和回顾了1949年以来尤其是近三四十年间中国学界的日本史研究,探讨了中国学界在日本史研究乃至日本研究方面存在和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实证研究与理论的关系;二是如何看待学术性与致用性的关系;三是如何看待构建日本史研究的中国学派。作者在今天注意到并提出这些问题,对中国日本史研究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受该书启发,笔者不揣谫陋,欲就这几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如何看待实证研究与理论之间的关系

  “回归原典”是作者在书中最为强调和坚持的一个主张。作者在书中说:“出这本书,简单地说,想要表达的意思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回归原典’……‘回归原典’,或者说‘从原典出发’,是一种指导思想,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说得更根本一点,甚至还是一种人生态度……不在‘原典日本’的解读与翻译上下功夫、不在建设系统的中国日本史史料上下功夫,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或国家,我们的日本史研究都难以深化。”

  作者所说的“回归原典”,实际上包含如何看待原始史料的解读、实证研究同理论的关系等问题。历史学的基本属性就是求真。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重视原始史料和实证研究,是必须遵守的一条铁律。正是基于这一点,许多历史学者都非常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张海鹏指出:“历史研究本质是一项实证研究,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以及档案等的基础之上。历史研究如何看待原始史料的解读、实证研究同理论的关系等问题。历史学的基本属性就是求真。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重视原始史料和实证研究,是必须遵守的一条铁律。正是基于这一点,许多历史学者都非常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张海鹏指出:“历史研究本质是一项实证研究,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以及档案等的基础之上。历史研究讲究全面占有史料,有多少史料说多少话,用史料说话。”王晓秋指出:“研究历史应该高瞻远瞩,胸怀全局,力图去探索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发现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但是,历史研究也切忌说空话,放空炮,泛泛而谈,而需要深入下去扎扎实实地下苦功夫钻研,作具体的实证研究……收集整理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功,从史料与史实出发得出观点和结论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

  但是,历史研究仅仅靠史料解读和实证研究是不够的。何兆武指出:“真正的历史研究决不能只停留在考订与叙述事实的水平上,而应该上升到有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王学典认为:“历史学离不开证据,没有证据、没有材料,就丝毫也谈不上历史学。但历史学又不能局限于证据、满足于证据,只有证据、满足于证据的是史料学,而史学不是史料学……与历史学必须具备实证的特征一样,历史学还必须同时具备诠释的特征。”

  可见,历史研究除了考证,还需要诠释,而这就势必需要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既要重视实证研究,也不能忽视理论和方法,二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一点,中国日本史学界的老一辈学者作了许多论述。汤重南强调指出:“日本史研究,还是要有我们的史观、理论和方法。一定要防止只重史料,轻视理论和方法;只堆积材料,没有分析和思考;只引用别人的观点,不提自己的看法等倾向。”夏应元认为:“日本历史学者对史料的重视及详细考订,也是我们应该借鉴的……当然,历史研究既需要进行微观的仔细考证,又需要宏观的高瞻远瞩的考量……我们应当一面学习日本史学精于考证的优点,一面又发挥我们理论分析的长处,这样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会产生引人注目的成果。”米庆余认为,重视证据和学习理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应该同时并举……所谓学习理论、树立和运用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问题,是指研究者需要不断地学习前人的科学思想,特别是经典作家对人类社会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以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因为,在研究中,我们研究者个人的眼力往往不够,需要借助前人的智慧,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高,看得更远”。米庆余的这段话可以说精辟地论述了学习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可见,在历史研究中,既要坚持实证研究,也要掌握和运用一定的理论与方法,二者都很重要,不可偏废。实证研究是历史学之所以为历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基础;而正确的理论与方法,则在诠释历史时起着不可忽视的指引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在坚持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理论与方法才能在历史研究中发挥出正常有益的作用。刘岳兵在书中就指出:“史学理论的生命力来源于其解释史实范围的广度和阐发历史进程之所以然的深度。一旦离开与史料的真正的肉搏和对史实的辩证,任何史学理论的生气都将丧失殆尽,也很难再发挥任何积极作用。”

  二 如何看待学术性与致用性之间的关系

  如何看待与处理日本研究和日本史研究中的学术性与致用性之间的关系,是作者在书中重点论述的另一个问题。作者在书中介绍了武安隆、熊达云两位学者在《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一书中所提到的一个现象: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日本研究热都与政治形势具有紧密的关系。由此,作者指出:“特定的政治形势的需要成为中国日本研究中的‘兴奋剂’,这不仅是中国日本研究的历史特征,也是现实状况……中国的日本研究能否进行、进行得是否顺利,都与政治形势有关。”作者认为,这种状况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受制于某一时期的政治形势的‘研究’,因为在方法论上没有可选择性,也就不能体现研究者的主体性,必然导致‘理论先行’和‘情绪化’。”②针对这一困境,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解决设想。他指出,中国的日本研究要挣脱“政治形势”的影响,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有一个“专业化的态度”,即要有“把日本学‘纯粹地作为学术’来研究的态度,而不是在出发点上就将日本学作为寻找启示或总结经验的手段”③;只有在方法论上排除或远离一时政治形势的干扰,中国的日本学才能够回归学术本位。

  刘岳兵主张的“专业化的态度”,实质上就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本位意识,其根本目的或许在于提醒研究者在研究活动中不要过度跟风,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来自外部的影响和干扰。应该说,他的这一观点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因为学术研究确实需要一定的自主性,如果过度追随和迎合一些现实问题等的需要,并以其为学术导向的话,就容易使研究者自身的长远学术规划受到影响和干扰,使其研究出现学术短视等行为,并进而降低其研究成果之价值。因此,减少外部不必要因素对学术研究所带来的过度影响和干扰,对提高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是很有必要和有益的。对此,李剑鸣认为:“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来说,给纯粹的求知以正当的地位,更是最迫切的现实需要……一个社会需要能迅速‘致用’的学术,也需要‘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更加重要和急需。”

  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现实世界中,学术活动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问题及政治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也就是说,不可能有完全脱离一定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学术研究,“纯粹化的学术”只能说是一种理想状态。有学者指出:“要在历史研究中‘排除’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排除任何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绝对办不到的。历史研究者能够而且应该做到的,只是如何排除自己主体意识中那些阻碍他客观地认识历史真相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自觉地运用有助于他客观地认识历史真相的理论。”此外,如同“古为今用”“文以载道”等中国传统思想所反映的那样,历史研究除了学术价值以外,也理应包含一定的社会服务功能。蒋立峰就曾指出:“历史研究是科学研究,是学术研究,不是政治研究。但历史研究除厘清事实外,同时也为了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反思历史为现实和未来服务。所以,如何正确地反思历史,总结出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则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进而言之,作为历史研究者应该意识到,历史研究除了学术价值,也应担负一定的社会服务功能。有学者就从坚持历史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功能之统一的角度,强调了史学社会功能的重要性:“历史学的生命力源泉就在于它能提供社会需要的研究成果,如果历史学不去满足社会的需要,而只顾追求自己的所谓‘纯学术’,那它就会由于自身对社会冷淡而遭致社会对它的冷淡……有的人针对我国传统史学由于过分重视社会功能而轻视学术价值的偏向,提出了‘为学问而学问’或‘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的口号,这显然也是有片面性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功能的关系,实质上也是求真与致用的关系。在王学典主编的《史学引论》一书中,陈峰就求真与致用在历史研究中的各自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有两段颇有启发意义的论述:“求真和致用是历史价值的两个基本属性,求真是史学赖以自立的基础,致用是史学保有活力的源泉。”“崇尚求真、压抑致用,只能使史学与时代、社会和生活脱节,失去现实之源,趋于萎缩而且日益走向封闭;片面致用、不顾求真,只能使史学丧失自主性和独立品格,成为外在之物的附庸,最终被逐出学术之林。这两种极端倾向造成的恶果都足以发人深省。”

  综上可见,处理好历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功能、求真与致用的关系,是一个颇为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过度强调任何一方都不合适。有学者就指出:“‘为现实而学术’容易导致‘宣传史学’‘影射史学’和‘御用史学’的出现,从而极大地损害史学研究的学术性;而‘为学术而学术’,虽然是应该竭力追求的目标和境界,但它过于理想主义,生活在现实环境中的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很难完全做到。”笔者认为,虽然说“纯粹化的学术”在现实的学术活动中很难做到,但这并不妨碍研究者可以将其作为一个理想来追求,此即“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之理。其意义或许就在于可以对过度的学术功利化等行为起到一定程度的警示、纠偏和校正的作用,能够加强研究者的学术主体性意识。从这一意义上讲,作者在书中所主张的“专业化的态度”,应该给予肯定。

  三 如何看待构建日本史研究的中国学派

  如何看待和理解构建日本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是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又一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日本史学界的提出,最早似可以追溯到上一世纪80年代末。1987年邹有恒在《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一文中主张,要搞有中国特点的日本史研究,要走自己的路子,其前提是实事求是。不管是谁的主张,只要是合理的、有根据的,就应当肯定,而不是盲目地跟着什么人、什么学派跑。要有自己的研究和总结出自己的看法,夸张一点说,要建立自己的体系,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之后,其他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强调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要有自己的特点,要构建日本史研究的中国学派。如沈仁安就曾几次撰文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是研究日本的,阅读的书刊,收集的资料,接触的学者,大多是日本方面的,很容易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影响,出现照搬别人的观点,做传声筒的倾向。历史表明,照搬、当传声筒只会扼杀创造性。但强调独创并不是不要吸取国外的研究成果,正相反,积极吸取国内外各学派有价值的成果是创造性的基础。我们要进行的是“有中国特色又走向世界的日本研究”。宋成有认为,如何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如何兼顾学习引进与独自创新,如何在国际接轨过程中争取和保持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权等,是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要面对的诸多挑战。

  可以说,构建日本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是中国日本史学界一直以来的一个主张和追求,也是和中国世界史学界要构建中国学派的呼声一致的。在2002年10月于武汉大学举行的“新世纪世界史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武寅就主张,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应鼓励原创性的开拓,形成自己的学派———中国学派。

  刘岳兵对过于强调构建中国学派的做法表露出了一定的忧虑和疑惑。在书中,他说:“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或创建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或者强调中国学者研究日本要有中国意识、中国眼光,这一提法听起来十分感人,甚至令人振奋。但是,仔细思考,在学术研究中过于强调这种所谓的中国学派、中国特色,或者中国意识、中国眼光,会不会有陷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化’的陷阱之虞?……所谓‘中国的日本史学派’或‘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中提到的要‘突出中国学人的立场、观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和观点不仅令人匪夷所思,而且不言而喻,过分强调某种划一的立场与观点,也与学术研究的本性相悖。”刘岳兵提出这一疑问,具有一种学术争鸣的意义,有助于中国日本史学界深入思考围绕构建日本史研究中国学派这一命题所衍生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笔者认为,围绕这一命题,是否应该着重从以下几点进行思考:一是“构建中国学派”的提法是否成立?如果成立的话,其立论基础何在?二是“构建中国学派”的出发点和目标是什么?三是如何构建中国学派?

  笔者认为,“构建日本史研究中国学派”这一提法是成立的。首先,从必然性来说,我们应该看到,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社会环境、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带有一定的本土性、倾向性等。即使研究者在主观上不刻意追求,但其研究往往在客观上也会留下一定的特有印记。即便是有关同一问题或现象,也会因为研究者的教育经历、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之不同,而得出不尽一致的结论。就史学研究而言,在对史料的收集取舍、解读分析等方面,都会因研究者的不同主体意识而会出现不同的选择和一定的主观认识差异。其次,从必要性来看,正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本土性和倾向性等,因此如果一味地跟随或照搬他人的研究观点,而失去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就容易在客观认识及是非观念上出现偏差和错误,阻碍对研究对象的正确认识。最后,从可能性上讲,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资源和底蕴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这些都在客观上为构建日本史研究中国学派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利用的宝贵资源。
 
  以上几点也决定了构建日本史研究中国学派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构建日本史研究中国学派绝不单纯是为了刻意地区别乃至隔离于外部世界,而是为了在摄取外来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等的同时,能够坚持中国学界独立自主的思考,而不是一味地拾人牙慧、步人后尘,进而失去自己的主见、判断力和话语权,导致最终不能够正确地认识研究对象之本质。应该说,构建日本史研究中国学派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就是要追求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的自主性、创新性,就是为了使中国的日本史学界能够更客观科学、全面深刻地叙述与揭示日本历史之现象和规律。
 
  既然构建日本史研究中国学派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那么,如何构建呢?对此,宋成有曾建设性地提出了一些观点,其主旨是:要突出中国学人的立场和观点;要有全方位的思维方式,综合地、完整地把握研究对象;要研究与应用相结合。此外,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一些学者,也就如何构建中国学派,有着一些相关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综合各家所长,就构建日本史研究中国学派的实践途径,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以下几点不甚成熟的看法。第一,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同时也要积极借鉴和摄取日本史学界、西方史学界的各种有益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研究观点与成果等。第二,要以实证研究为第一要义,在原始史料的收集、考证和解读等方面多下功夫,这可以说是构建日本史研究中国学派的起点和基点。第三,在坚持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还须不断提高和丰富自己的史学理论素养,以能够有效地运用相关理论与方法来解读、分析和驾驭史料,最大程度地提高研究质量。进一步而言,还要争取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乃至构建出新的理论体系。第四,研究者应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史学素养,以更好地发掘和利用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史学资源等,更有效地彰显出中国学界的日本史研究的独特视角和底蕴等。第五,构建中国学派,虽说是要立足于中国来研究日本史,但也应放眼于世界,保持开放性;既要追求一定的自主性和独创性,又不能固步自封。第六,作者在书中还提到了中国学界在研究日本史时要注意的其他两个问题:一是对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母体的自大;二是一说到日本总是动辄感情先行而理性滞后。应该说,这两个问题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中国学界对日本史的客观认识和研究,而要构建好日本史研究中国学派,也必须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中国学界应以一种对等、客观和理性的态度与视角来加以研究。
 
  如果能够坚持做到以上几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就会不断得到提高,就有可能继续出现一批高水平、高质量、具有一定原创性和国际影响力的日本史研究成果。中国日本史学界的老一辈学者所走过的研究路程和取得的研究业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日本史研究中国学派能否构建好,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日本史学界的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因此,构建日本史研究中国学派最为主要的实践途径,就是不断地提高中国学界日本史研究的总体质量和国际影响力。总之,构建日本史研究中国学派,,应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远大目标,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需要中国日本史学界研究者们的不断努力。
 
  刘岳兵的《“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一书,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谈到的问题也很多,本文只是从中归纳和提炼出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对其进行回应和评述。总体而言,该书是一部有着较大学术价值的著作,其主要意义在于:一是该书对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三四十年的日本史尤其是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脉络、主要研究成果等,很有益处;二是该书指出并探讨了中国日本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其中某些观点或许因人而异,未必能得到赞同,但所提出的问题仍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和学术争鸣意义。这些问题的提出将会加强研究者的学术自觉意识,促使中国日本史研究界进一步思考与探讨日本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日本史研究水平和影响力。
 
  作者戴宇,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
  在南开大学杰出校友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南开师生举办相关纪念活动,共同缅怀周总理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风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