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哲学的经权思想始自孔子,后经孟子发展,最后到董仲舒时代上升到比较高的政治地位。《论语》中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用“礼”字指代经权思想中的“经”,即为人处世应遵守的原则。同时,《论语·子罕》中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里的“权”即指通权达变,由此可见孔子对经权思想的推崇。他已经深刻认识到,为人处世坚守原则非常重要,但是根据形势的不同而灵活变通才是最难做到的。
孔子之后,孟子完善并明确了类似的经权思想。《孟子·离娄上》记载了孟子与淳于髡的一段著名对话:“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这段对话很好地诠释了坚守行事原则和事急从权的重要性。到了汉代,董仲舒开始把儒家经权思想与维护国家统治联系到一起,从而把经权思想推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地位。
春秋战国的社会变动,给人们的历史创造性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在复杂的社会角斗中,人们进一步悟出了如下的道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重民,主要是从政治力量上讲的,如何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这就需要智慧了。于是在用人问题上,突出了用贤和用能;于是有“使能,国之利也”之论,有以贤能为“国宝”之喻。在用贤和使能的浪潮中,“圣”被凸现出来。
关于“圣”的本意,先哲时贤们有过种种考证和解释,使人开智增慧。从文献看,“圣”的主要含意就是聪明,圣人,也就是聪明人,即人中之杰。从认识运动规律看,春秋时期突出圣人,反映了认识的深化,即理性进一步发展。这就是《尚书·洪范》讲的:“于事无不通谓之圣。”
在把“圣人”推向文化本体地位的造圣运动中,老子与孔子有着特殊的贡献。老子对“道”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理性阐发,道既是万物的本原、本体,又是万物运动规律。圣人把“道”传播给众人。儒家从社会历史角度高扬了圣人,圣人最伟大的功能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关乎理想国的头等大事。“博施于民”表达了圣人道德的高尚和当权的目的性,“能济众”则表示圣人的历史作用和功能。
老子、孔子是春秋战国新兴文化的两位巨擘,他们虽都不否定神鬼,但由于崇尚理性而把神鬼置于侧位,而理性是由圣人体现的。沿着老子、孔子的思路,后来者更加高扬圣人。终战国之世,基本上完成了思想文化由崇神向崇圣的转变。
如何才能成为圣人,这又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古人也有精辟的阐发。圣人“从众”思想与上述认识有密切的关系,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左传》记载,成公六年,楚、晋交战,晋中军帅栾武子下令退军,众将军多数不赞成。有人问栾武子:“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圣人与众同欲是个光辉的哲理,将了栾武子一军。但栾武子也是一个聪明人物,他又讲了另一个道理。他说:“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乍一看,栾武子近似于狡辩,其实栾武子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见解。事情不能简单地以多数少数为准,“善”,即正确,比多数更为重要,善在少数人手中,从“善”亦即从众。究竟如何把“从众”与“从善”统一起来,是一个困扰人类的问题。但问题的提出足以给人启发。
得到民众的支持就可犯上,就拥有充分的理由,这可以说是春秋期间最激进的言论和见解。鲁三桓长期专政,季氏掌权期间,赶跑了鲁昭公。昭公不得返国。前515年,诸侯会盟,讨论鲁昭公回鲁问题。晋范献子不赞成,他说:“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有十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之赞,有民之助,有坚守之心……”与会者听了范献子的议论,只好作罢。前510年鲁昭公死于晋,赵简子对史墨说,季氏逐君,不准复国,死于异乡,这样做是否有点过分?史墨回答道:“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得民便取得放逐君主的理由,在政治思想上是一大飞跃,君主的神圣性被破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