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因为嘴唇微微动了一下，被张汤抓住，颜异被杀。司马迁在《酷吏列传》的“论赞”中，评论汉武帝惩治言论罪所造成的后果说：“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瞻(意思是弥补、改正自己的罪过唯恐来不及)，何暇论绳墨之外乎？”司马迁不惜笔墨叙述了汉武帝拒谏、限制言路，导致闭目塞听、奸不上闻的弊端。

　　司马迁在许多人物的传记中都强调纳谏与拒谏对政治的不同影响。在《秦始皇本纪》中，大段抄录了贾谊的《过秦论》，其中贾谊总结秦灭亡的原因之一便是君主拒谏：“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司马迁引用贾谊的言论，不仅是剖析秦灭亡的原因，也是借贾谊之论警诫汉武帝及以后的王权统治者。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汉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弊端开始显露，他在《平准书》中叙述了汉武帝时社会富庶情况后，笔锋一转，明确指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他在《自序》中说：“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考察历史问题的重要方法，也是司马迁写史记的真正动机，以《史记》总结历代治乱盛衰之理、成败兴亡之因，作为帝王治国理政的参考，同时寄托自己对社会的关心与忧虑。

　　治腹诽罪要达到绝对的“一统”“一尊”，不允许人们心中存有异议，私议当然更不允许。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曾经历过那段特殊时期，诱导人们“交心”“掏心”“汇报思想”，而后进行“秋后算账”；无端地查抄可疑人的日记，隐私的日记都可能变为罪证，进行严厉的惩治。这些就是现代版的腹诽罪。这种历史教训，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