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张聪通讯员颜桂堤)中国文艺理论如何有效继承传统，并在正确借鉴外来理论的同时拓展自我言说理论疆域，一直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近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和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文论的价值重估、原创推动与阐释深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福州召开。会上，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和国内9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中西文论视域下的话语原创”“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价值”“新时期中国文论实践的价值重估”“文论的宏观阐释与文本的微观解读”“文论话语的学科性质研究”“后人类时代的美学问题”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追踪理论前沿提出原创概念
作为“中国文论”实践的一部分，新时期以来的文艺理论研究与探索已具备了丰富的复杂性、开放性与未完成性。文论原创，既可以是从熟悉的问题、现象中窥见新意，也可以是面向新问题新现象生成独特的论述与概念。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南帆认为，引进各种西方文学理论必须遵循一个重要原则，即这些理论的意义是再现和阐释“中国经验”及意义，而不是将“中国经验”剪辑为迎合西方理论预设的例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阎嘉呼吁，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际，立足于我们自身的文学传统，提出我们自己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建构我们自己的概念体系、理论框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绍振提出，文学评论界庸俗现象频现主要是因为文学理论的混乱，即使在西方理论已经陷入空前的危机后，国内学界还在盲目地对之作疲惫追踪。文学理论与批评应该建立在创作论基础上，文学作品艺术奥秘只有在其生成的过程中才能被揭示。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李春青认为，一种文学理论，或者以无数丰富具体的文学经验为基础，或者有强大的哲学体系为依托，才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从而获得“标识性”。当代中国文论要想进入国际文学理论学界并获得平等对话的权利，只能通过对自己真切具体而且独特的文学经验的理论升华来实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德胜从重建美学与生活的关系出发，强调指出，能够向人们提供当下生活的具体认知形式，是美学在今天赢得自身合法性的前提，也是美学得以构建日常生活意义体验的根据。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邢建昌从动力学的视角对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进行了考辨。在他看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具有学理上的连贯性，文学理论场域中某种主义的提出和某些问题的论争，都是知识演进的内在逻辑使然。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对近30年来中国文化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梳理。并指出，中国文化研究通过引入西方理论讨论中国问题，在与国际文化研究学界积极对话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历史、理论特色与问题框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炫从中国作家的文学穿越论出发，认为中国文学创造史思维，需要从文化、时代、思潮、地域对文学创作的制约和影响，转换为文学创造突破文化、时代、思潮、地域的制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对路遥小说经典化历程进行了回顾梳理。通过对“文学经典化”诸要素的考察认为，以路遥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当代作家的经典化之旅，都需要在“学院化”和“民间化”之间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余岱宗在对19世纪中后期的诸多现代小说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作为“问题体裁”的现代小说不再仅仅通过突破行动界限、情感界限的动态化情节建构主题。相反，叙事透过静态化的感受界限、思维界限、身份界限的扩展与越界形成小说的重点。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欧阳友权分析了中国网络文学的爆发式增长，指出网络文学不仅改写了中国文坛的总体格局，而且为我国文论建设开发了新的理论资源，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手段。
挖掘传统资源更新研究方法
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中国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为根基进行具体分析，将现有中国文论资源有效纳入当代文论研究的知识框架和理论体系之中。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马大康认为，人与世界之间从“物我分裂”的对象性关系，经由模仿、想象而建构“物我合一”的非对象性关系，生成了中华审美文化的独特品格，也决定了中国古典美学和古代文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高楠认为，道与志是中国古代文论极具普遍性的两个范畴。志见于物而通于道，道蓄于志而化于物，志言于诗又及于道，以及道、志、诗的融通互化，这在中国特色性艺术精神的思考中成为极具当下意义的重要话题。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教授张晶认为，中国古代诗学中意象与意境，究其实质是一种内视之美。而诗学以之作为审美价值标准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其产生的根源在于诗的内视之美。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李健指出，感物兴情作为审美创造和审美体验的一种类型，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感发传统。自然物色对作家、艺术家的感发，自然物色的特征与作家、艺术家的个性及思想情感的契合，不仅完成了具有原创性的文学艺术创造，还完成了自然物色本身由死寂到生动、由本色到华丽的伟大转变。
文论的宏观阐释与具体文本的微观解读如何形成积极互动，并将文论话语践行引向深刻，同样是中国文论进一步扩大影响力的重要课题。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吴秀明认为，有必要重提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实证思想，并呼吁学界调整和拓宽研究理路，改变原有的狭窄封闭的专业疆域，以开放开阔的思维视野，做好包括实证思想在内的内源性资源开发。浙江理工大学美学中心教授金雅认为，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和命题的建构，构成了中华人生论美学精神现代传承与创新转化的重要文脉，对于当代民族美学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和独有的价值。
拓展话语实践引领思考方向
尽管已经迈入“后理论”时代，然而理论依然没有走远。匈牙利学者彼得·海居认为，文学学者必须认识到解释理论预设的必要性，因为宣称已经掌握了不可动摇的真理，不管在道德上还是认识论上都令人无法接受。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刘康从思想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近四十年来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的碰撞、变异、转化进行审视，认为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左翼人文思潮来解释当代中国的文化现状，势必会发生严重的历史错位。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炎秋着重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与19世纪英国文学的关系，认为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现实主义的艺术观与创作方法，以及较高的艺术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重视它的主要原因。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谷鹏飞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内在困境促使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发生“宗教转向”，只要文学还是一种自我确证的经验表达，它就难以停止对自身作一种“是什么”的本质主义追问，就难以抛却对自身价值与意义的估量。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戴登云通过对耶鲁学派相关论述的特别考察，认为文论界有关“文学终结论”的讨论实质上是对当代人应该拥有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史观的思考。
“事件”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马汉广认为，文学观念是一个历史的建构，随时代变迁而改变。鲍勃·迪伦事件正好提供了一个契机，为人们理解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昌盛认为，伊格尔顿把涉及文学的主要经验要素概括为可叠加或可部分呈现的“虚构性、道德性、语言性、非实用性和规范性”五种。这些“属性”并非界定严密的“概念”，而只是一些无边界且富有弹性的甚至会走向其反面的一般性“范畴”，但貌似模糊不清的“殊相”正可视为文学的“共相”。在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守义看来，叙事文学侧重话语与故事逻辑之间的关系，抒情文学侧重意象与情感表现之间的关系，作家、文学研究者或作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及影响是关键所在。要说清楚伊格尔顿含糊其辞的这两个问题，就需要将文学事件归于文学，而不是归于策略。此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嘉军聚焦法国思想的伦理转向问题，指出事件本身应该让差异的观念和可能性以一种非同一性的形式共在并延续。
http://sky.cssn.cn/wx/wx_xszx/201805/t20180508_42397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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