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乃是一次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全球宣言：中国的发展，不是立足于国家实用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目的，对全球进行新的掠夺和资本再分配，而是对人类梦想——马克思所主张的政治的解放到彻底的解放——追求和探索。 

　　前不久，我去美国做短期的学术访问，美国学者朋友告诉我，在美国，申请中文的研究项目，很容易获得资助，因为美国政府现在已经把中国看作是“第一对手”——如果这个说法是成立的，那么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国”已经是美国第一重视的大国。我去日本，曾在街头看到一向安静礼貌的日本人，举着“中国威胁”的标语示警，我想，这种“焦虑”本身也吊诡地说明中国的不可被忽视。

　　在我看来，中国，毫无疑问已经踏上世界大国的门槛，但是却匮乏全球精神感染的文化魅力。或者干脆说，作为一个全球最大的社会主义大国、强国，却匮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中国几十年来，一路高歌“快跑主义”，创生这样的理念：只要是“发展”，就能解决一切现实矛盾和问题。“快跑主义”自然陷入“实用主义”，就其大者而言，只要能带来经济发展，其他的文化、政治和生活的问题都变成“副问题”或者“小问题”；就其小者而言，只要有用就好，一切关于文化、心灵、精神和价值的话语，都只有变成对于缓解压力或者焦虑啥的“有用”，才是“接地气”的。事实上，“实用主义”主宰下的文化政治，自上而下，滋生了对于理想、信念和思想的蔑视，同时，也养育了对于“没有用的族群”的冷漠，自然也会出现对“有用的人的绝对尊奉和逢迎”。拜金、拜权，在权力面前俯首帖耳；生活领域则“佛系”兴起，只要今生今世和此时此刻快乐无忧，“傻乐至上”，担当和责任变成无稽之谈。这种“实用主义”，连带着市侩主义和权贵主义等，自然推远了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价值内涵。再加上此前三十年间全球对社会主义文化污名化，自然，中国虽积累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却无力证明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精神魅力。

　　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中叶，丹尼尔·贝尔就认识到，现代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三大领域的分裂，造就了一种各行其是的局面；但是，贝尔没有认识到，这种“分裂”只不过是用经济实用主义压抑其他领域意义和价值表达权的后果。所以，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偏向，乃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一种看起来极其有意义却总是压抑意义的实用主义倾向，紧密相关。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也就有了新的内涵。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它自然是面向中国国内发布的报告；但是，如果置放到几十年来全球文化政治的总体视野之中来看，这又是一篇面向全球的文化政治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篇关键性的报告。

　　在历史上，可以作为“文化政治宣言”来定义的文献，并不是很多，诸如《独立宣言》(1776)、《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共产党宣言》(1848)等，在人类的思想进程中，寥若晨星，却熠熠闪光。《独立宣言》将民族、国家和私人生活捆绑在一起，确立了具有伟大意义的现代国家政治框架；《人权宣言》则宣告了个人世俗权力高于神权、治权和王权的理念；《共产党宣言》则用诗一样的语言宣告了现代社会的来临，并且给予了资本主义时代辉煌的成就和伟大生产力的解放极高的赞美，同时也就把这种成就和解放的代价与现代社会结构性的矛盾和对立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此前的文化政治宣言，重点在于提出“作为人，应该主张什么”的问题，那么，《共产党宣言》更多地从历史内在规律的角度，阐发了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框架、形态和内在矛盾。事实上，正是这个宣言，既宣布了现代社会的矛盾状态，也宣布了人类的最基本的主张：建立一个平等且发展的新社会。

　　显然，所谓“文化政治宣言”，乃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对社会发展和运行状况具有了科学性的理解和认知，在此基础上阐述新的具有号召力的社会重大资源的分配方式和管理方式，并最终形成对这一新的方式的理解。毋庸置疑，每一次伟大的文化政治宣言，都会带来社会的深刻变化与历史转折。基于对人类历史现实状况的客观理解而发出的这种宣告，往往预示着未来很长一个时段里的道路和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九大报告具备了文化政治宣言的质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它首先致力于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挑明未来几年或者几十年来社会管理和政治治理的思路。但是，因为这个报告所发生的历史背景，正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历史实践，积累了几十年来的经验，也积累了几十年的问题；而全球资本主义又处于一个危机来临的关键时刻，所以，此报告也就毫不犹豫地涉及到这样一组问题：未来世界是应该像此前几十年一样继续走一条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还是要探索和实验新的全球发展的可能性模式？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生的危机状况，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长期遵循的“资本机制”是否应该做出调整？中国的四十年道路是一条什么道路？中国有没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危机的时刻，用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方式引领世界未来的进步？

　　所以，不难看到，这一次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一方面仍旧是致力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却充分意识到，在今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问题，不是由中国自身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刻：除非创造或者塑造一个新的全球时代的文化政治，否则就没有中国独此一家的发展；除非整个世界在发展，否则就没有中国的进步和繁荣。这几乎要重新回到《共产党宣言》中的主张了：除非解放全人类，否则没法解放自身。

　　这正是十九大报告阐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所在：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在这里，一方面坚持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则强调人类“梦想”的共同性。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治宣言，这既是对“初心”的强调：为人类谋利益，又是对“使命”的赋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文化政治，致力于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发展，致力于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全面解放。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走了一条与民族解放相结合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宣言，总是要不断强调“反帝反封建”和“民族独立”，以此来激活革命的魅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第三世界理论”，乃是对早期民族革命主张的一次调整：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具有共同的命运。这再次申明了社会主义与全球发展的关系，尽管这个关系乃是立足于阶级议题的框架内的。江泽民则提出“三个代表”，这又是在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文化政治策略的调整：一方面，“三个代表”表达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另一方面，也就等于把“消灭资本主义”的主张，调整为“承认其他形态的文化的存在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只是它们不先进而已。事实上，“三个代表”提出，为中国社会与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共处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理论支持。而习近平的“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则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路，这是对此前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理论的发展和提升，更是对《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全球震荡与世界(非暴力性)革命的重申。

　　在这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乃是一次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全球宣言：中国的发展，不是立足于国家实用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目的，对全球进行新的掠夺和资本再分配，而是对人类梦想——马克思所主张的政治的解放到彻底的解放——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大不同，正在于对人类总体命运和境遇的强调，也就是对普遍性的压迫和剥削的处境的强调。这才是共产党人的文化政治宣言。

　　作为一篇文化政治宣言，“新时代”的内涵也就浮出水面。在十九大报告中，一方面依旧冷静地这样表述：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同时，报告也指出，我们迎来了新的历史的转折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即将到来。但是，这也就引入“新时代”的另一个内涵，即“新时代也意味着未来将面对各种新问题”。报告说：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在这里，“新时代”意味着一个紧要时刻的到来：此前的经验未必可以成为解决新问题的有效保障；中国的问题未必是中国人自己可以完全解决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成效，未必可以成为中国未来道路的全部借鉴。

　　事实上，作为文化政治宣言的“新时代”，无形中凸显了三个层面的改变：

　　时间层面上，报告不仅总结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更强调百年社会发展进步的成绩和智慧，有信心以新的姿态接纳社会发展的各类资源，创建一个新时代。这也就在实践层面上把“总结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的命题，置换为如何以中国智慧来引领新的发展的课题。

　　空间层面上，报告反复强调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全球意义，强调中国社会与全球共同进步的前景，更突出作为社会主义文化智慧的力量。

　　时间层面上立足于四十年的经验而不限于这个经验，空间层面上承认世界共同发展的背景却突出中国文化政治的特殊意义，这自然凸显了心理层面上的悄然变化：中国的经验不再是落后、愚昧的第三世界的经验，而有可能是未来整个社会进步发展的新的先进经验。而这个经验的基础有两个：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发展的理论指导通过中国社会实践得以证实；社会主义谋求新的民主平等的政治经济的现实性。

　　作为一个工作指导方针的十九大报告，未来会长期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作为文化政治宣言的萌芽，十九大报告正在隐喻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那种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资本逻辑，曾经风靡世界而所向披靡；社会主义的文化政治，今天焕发一种新的姿态：首先是发展，然后是平等；因为要平等，所以要发展。“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正是把人类的基本需要与市场的资本需求，做了清晰的区分。正是这样的区分，重新在一个曾经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再一次显示社会主义的文化政治激情：除非认识到人类命运的共同性，否则就不会有人类命运的共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