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张杰
被视为行为经济学代表人物的理查德·泰勒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引发社会对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关注。行为经济学家如何阐释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决策，又如何引导人们优化决策？与传统经济学研究相比，行为经济学有哪些主要特点？行为经济学是否提高了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围绕这些话题，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反思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定
众所周知，传统的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反思这一假设有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业安表示，传统经济学强调人的理性层面，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常常假定充分理性，后来传统经济学犯了教条，把理性经济人假定当作了理所应当的分析起点。到上世纪中叶，一些睿智的学者开始试图打破传统经济学的教条，努力发掘人的理性局限的一面，具有代表性的如西蒙所提出的有限理性假说。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叶航认为，行为经济学对人的假设与传统经济学不同，不妨把它称为“行为人”假设。传统经济学建立在所谓“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认为人的行为必然是理性的、自利的。而行为人假设则认为，人不仅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人不仅是自利的，也可以是非自利的。
周业安表示，经济学家从西蒙等人那里获得思想灵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运用心理学实验和实验室实验方法，着手研究经济行为，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对整个经济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些研究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宽泛，几乎涵盖传统经济学的全部领域。
周业安说，真实的人面对真实的世界进行决策和互动，面临不确定性的约束和自身理性的局限；人们在决策时，认知偏见是常态，从而人经常犯决策错误；人具有社会性，具有情感，体现在偏好上，就是除自利偏好外，还存在社会偏好，构成一个偏好的微观结构；不同偏好之间的互动激发人的复杂行为，进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这可以视为行为经济学的核心思想。
在南开大学行为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贺京同看来，行为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在于，它并不寻求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摈弃，也不自认是并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新古典经济学更类似于一种假想的基准理论，其中决策个体的偏好结构被高度抽象化与凝练化，使得这种理论难以直接用于很多现实问题的解释与预测。因而，行为经济学的任务在于，为新古典经济学下高度抽象化的偏好结构赋予更多自然科学基础，以试图提升原有经济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与预测能力。这主要得益于近几十年来认知科学、神经生物学、进化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
促进了主流经济学自身的进步
行为经济学的兴起，是一部分新锐经济学家致力于经济学脱离“黑板化”、直面现实世界的努力的结果。在周业安看来，基于理性经济人假定的经济理论，只能解释有限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无法解释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由真实的人的真实行为构成，主流经济学长期故意无视这种真实的存在。行为经济学通过提出有限理性和社会偏好等新的理论假说，可以让经济学更好地解释过去无法解释的东西。
贺京同告诉记者，尽管诺奖颁奖词中将“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缺乏自制力”并列强调，但其实这种表述并不严谨。当前行为经济学家的常规表述是“对理性行为的系统性偏离”。而无论是“社会偏好”还是“缺乏自制力”，从广义上均可视为“对理性行为的系统性偏离”的某种形式。
在贺京同看来，当前行为经济学的主要关注点是各种“对理性行为的系统性偏离”，这又被称为“异象”(Anomalies)，并通过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基本结论来修正和扩充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定，以便对观察到的各种“异象”进行解释，这极大提高了经济学研究的符实性和解释力。因此，行为经济学可视为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它实际上已经代表了新的主流经济学发展趋势和方向，而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实际上可被内化为行为经济学的某种特例或基准情形，即标准的理性情形。
叶航也认为，行为经济学并不是对古典经济学的摒弃，他说，“行为人假设”事实上是把“理性人假设”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其中的。因此，行为经济学无疑比传统经济学更贴近真实世界，而且比传统经济学具有更大的解释力。这反映了科学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关系，有如爱因斯坦相对论与牛顿经典力学的关系。
在周业安看来，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影响巨大。首先，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动摇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根基，新古典范式实际上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特例。其次，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可以重新改写大多数经济学的分支，比如消费理论等，甚至一些宏观经济模型。最后，迫于行为经济学的压力，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在进行自我辩护和自我调整，从而也促进了主流经济学自身的进步。
行为经济学还没有统一的理论框架
行为经济学把重点放在研究人的行为上，而人的行为本质上是决策和判断，这无法通过传统的研究方法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实验方法就成为最佳的选择。
在叶航看来，行为经济学使用的实验方法事实上包括了行为实验、神经实验和仿真实验三个大的领域，而这些方法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行为经济学本身，包括其使用的技术方法，都在不断发展中，这种学科自身的发展趋势必将大大提高它的科学性与解释力。
贺京同认为，通过受控的实验，可以通过记录受试者的决策数据，来推测出他们的预期模式。这种方法不完美，但却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最好的研究方法。而且，实验经济学亦在注重内部有效性的同时，更加着眼于外部有效性。我们现在可喜地看到，实地实验和自然实验不断丰富，实验经济学正在“回归现实”。
未来应该如何推进行为经济学研究？在周业安看来，一是如何形成一个一致的基准理论模型。目前行为经济学的最大问题是，各种理论杂乱无章，还没有统一的理论框架，更谈不上一致的理论内核和基准模型。二是实验方法的进一步科学化问题。除了主流经济学家出于各种原因排斥实验方法外，实验方法本身也的确存在诸多缺陷。目前研究者已经开始尝试把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大数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一致的设计，这是一种好的尝试。
贺京同认为，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是：其一，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宏观化。如何将个体的真实决策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特征引入既有的微观理论，以修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建模基础，从而进一步扩充和发展主流宏观经济学，这是现在已经发生并且在未来也将继续发生的重要研究趋势。
其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基础将进一步微观化，比如向神经脑科学乃至于分子生物学层面做更多渗透。目前，困扰行为经济学的一大问题是，尚未形成一个良好的描述微观个体决策行为的统一逻辑框架。要想做到这一点，恐怕需要将研究基础进一步向自然科学研究推进，才能获取更多洞见和启示。
其三，行为经济学还为我们的政策机制设计带来新的重要启发。传统的政策措施都是以理性人作为假想的施予对象，但这与现实出入太大。一旦考虑到现实决策者的认知局限，那么我们的政策设计将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这将是未来行为经济学的另一重要研究方向，并且也是行为经济学可用于我国当前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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