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卒：1876年4月5日—1951年2月23日

　　年代：民国

　　籍贯：天津

　　简评：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国奥运先驱

　　张伯苓(1876～1951)，现代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

　　1892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严复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1894年，张伯苓等十八名同学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1897年，承甲午败绩，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派大员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从威海卫归来之后，他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

　　1903年，张伯苓乘暑假航海东渡，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1904年5月，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察后回国，他决定成立中学，遂将严、王两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现在的天津市南开区也由此得名。1917年秋张伯苓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接着在1928年，张伯苓又兴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在兴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学之后，张伯苓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当年出于复兴中华爱国心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第二南开女中，又在重庆创办了南开中学。他白手起家创办这4所学校，其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他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实践，矗起教育家丰碑，社会各界感念张伯苓办教育的赤诚，纷纷慷慨相助，使得张伯苓募集了数百万资金，他自己分毫不沾，捐款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开化。

　　所有的钱都投入到学校，使得学校资产增长较快，员工们的工资一涨再涨，最高的月工资已升至300元，然而已成为有名望大校长的张伯苓的工资却一直锁定在100元。尽管他为多所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也从不多拿工资，如果领南开中学工资，就不再收南开大学工资，始终坚持一份工资的待遇，过着清贫如水的生活。因公出差，也是坐三等车厢。在市内开会时，张伯苓常常是步行前往。一次散会出来，服务员望着小轿车如云的停车场问他车号时，张伯苓答曰：“11号”。服务员一脸诧异，直到张伯苓走远了，服务员才明白过来。住最便宜的旅店，乃至出门必带臭虫药，那是由于他下榻的简陋馆舍臭虫多之故。张学良将军乘车拜访津门名人，转来转去怎么也寻不到张伯苓住所，几经寻找才在一条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陋巷中找到张伯苓的简陋平房，张学良万万没想到功绩卓著的张伯苓竟住在贫苦市民当中，深表敬佩。

　　“七·七”事变后，南开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大学部先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1936年迫于抗战形式的紧要和南开学校的生存发展,张伯苓亲自入川,在巴渝大地的嘉陵之津先后购地800余亩,创办了被千百万重庆人赞誉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摇篮”的重庆南开中学。1938年7月，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5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6月，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1949年拒绝去台湾，留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1950年5月3日，张伯苓夫妇乘飞机北归。北京有关部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妥善接待。周恩来当天匆匆赶到，问候校长和师母。张伯苓在北京生活了4个月，周恩来常去看望他。秋天，张伯苓回天

　　津前，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为他饯行。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天津市长黄敬曾给予关照，但在南开校庆典礼时被婉拒参加。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2004年4月10日在天津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园建立了张伯苓纪念园。

　　张伯苓先生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躅蹶，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张伯苓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张伯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理念

　　张伯苓教育的真谛是“公”“能”教育。他说：南开在短短的几十年中间，居然能由默默无闻的一个私立学校，而终至于誉满中外，是自有其独特的教育精神的。这一种精神可以从几方面去看：我们可以称之为爱国教育，民主教育，实用教育，或者说是科学教育。但是在本质上，这几个名词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张伯苓先生毕生所倡导的“公”“能”教育。“公”，就是为公不为私，“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

　　“公”“能”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前者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因此它的宗旨是：不仅要求受教者能充实个体，同时它还进一步的要求个体的充实。“不为己用，而应该是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责政治风气贪污腐化，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了解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如果我们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实注意到“公”“能”，并重观念的培养，那么，或许社会上贪污腐化的风气，将可日见肃清。

　　中国奥运第一人

　　一百年前，有个人问：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一位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派一支队去参加奥运会？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

　　一百年后，三问皆有答案，奥运今朝梦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张伯苓，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力促刘长春首个参赛奥运的主导人物，也因此被誉“中国奥运第一人”。

　　在众多张伯苓研究者中，当以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梁吉生的归纳最为简洁有力：“张伯苓与奥运的关系有七个‘最早’，即最早提出中国要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最早倡导组织远东奥林匹克运动，最早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最早奉派出席奥委会的代表，最早将奥林匹克教育引入课堂，最早促成中国奥运健儿参赛，最早发起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倡议。”

　　的确，从1907年开始，中国人就在交织着憧憬、泪水、梦想和激情的奥林匹克之路上砥砺前行，而张伯苓就是这一漫漫长途发轫时期的杰出代表。张伯苓是我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最早传播人，著名的奥林匹克教育家。1928年，张伯苓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观摩了第9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1945年抗战胜利，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早在100年前，即1907年10月24日，他在天津第五届学校运动会颁奖仪式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充满了希望。”“我国应立即成立一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1909年春天，赴欧考察归来的张伯苓又用幻灯机给大学生放映了第4届奥运会的照片。“奥林匹克”一词开始在中国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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