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纪录片要用

　　细节打动人心

　　纪录片《有个学校叫南开》开拍前夕，导演祖光远赴美国探亲。“大战”在即，他想用这种方式让自己静静心。几天的时间，他走访了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找到了1918年张伯苓先生与严修先生一次重要会晤的小餐馆，100多年过去，小餐馆四易其主，但还保留着原貌，花岗岩砌成的围墙历史感十足，创办南开大学的理想就在这里萌发。找到了这些，祖光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兴奋得想马上回来。

　　两年后，《有个学校叫南开》与观众见面。纪录片名为“南开”，却是以南开为载体，描述的是近代天津，叙述的是百年中国，渲染出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

　　这位在中国纪录片界很有名望的导演，生于1955年，高大，常以一身休闲装示人。站在63岁的年龄刻度上，祖光的外形看上去年轻太多，眼神清亮，语调高亢，性格里有一种天然的豪气和倔强。

　　作品如其人。在他的纪录片中，你可以看到深厚的历史感，颇有格调的文艺情怀和一种潜移默化的社会责任心。在祖光看来，纪录片必须与当下社会现实相关联。与此同时，他也觉得与历史连接在一起的纪录片像一座富矿，他很想去挖一挖、碰一碰，让大家看到历史的东西也可以用特定的视角显示出当下的价值。祖光说：“拍纪录片是清苦，但我总是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感，是不是有一点自负了啊？”

　　祖光的作品需要用心感悟，他想表现的情感从不直接示人，而是把那种情感打散，揉碎在作品中，不自觉地沉淀出一种感情，真实而自然。他说：“拍纪录片需要有大象的胸膛和绣花针的巧手。大象的胸膛就是创作者内心的格局大，有大的历史观；绣花针的巧手就是要找细节，用小细节拨动人内心的审美感受，从而产生共鸣。”

　　祖光希望，人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得到思考，可以看到社会的担当。“做纪录片也需要工匠精神，沉下心，才能把事情做好。慢一点、再慢一点。纪录片人不能轻浮、不能娱乐，要做到坚守，要给社会一种正能量。要给社会提提气啊！”

　　要让观众看到南开精神

　　在当下依然有时代价值

　　记者：《五大道》之后为何选定《有个学校叫南开》这个题材？

　　祖光：我拍《五大道》的时候，就是想给天津的城市文化打一针兴奋剂。拍《有个学校叫南开》，我想继续把城市文化立体地呈现出来。想让全国观众看到，原来天津这座城市这么色彩斑斓，城市文化这么深厚，有这么多开拓时代的人物。我想抒发一种城市的自豪感。如果说《五大道》讲的是一座城市和九国租界的故事，那么《南开》讲的就是一所百年学校和百年中国的故事。我也想告诉天津市民，这座城市曾经引领中国风气之先，我们的老祖宗是这样，我们现在依旧要努力这样去做。我想给天津鼓鼓劲儿！

　　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张伯苓先生说：“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作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我觉得，南开的校训与当下的时代精神太贴切了，我很想把这所学校的教育之魂表达出来。

　　记者：《有个学校叫南开》从百年前严修先生、张伯苓先生的故事讲到百年后的南开青年们各自的发展，这样的叙述逻辑寄托了您什么样的情感？

　　祖光：我想通过这种叙述逻辑去表现南开精神的传承性。第一，我要表达南开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思想价值。第二，我也要让观众看到，南开精神在当下依然有它的时代价值。为什么我选择了这么多南开青年们，没有去拍那些大牌儿学者呢，因为如果在年轻人身上可以发现南开精神，那么南开精神就活了，这是一种传承，一种文化活体。

　　首先我选择了南开中学话剧社。南开是最早的话剧播火者，周总理年轻时在这里写出了《吾校新剧观》，带着历史的遗风、批判现实主义的思维，也带着未来政治家的独特气质。南开中学的学生们在中学时代就能接受这样的教育，更能表现出南开中学的出众，新时代青年就应该这样培养。其次我选择了南开大学龙舟队。我觉得在龙舟队身上表现了那种攻坚克难、越难越开的精神。严修、张伯苓二位先生最初建大学的时候就想创建像哈佛、牛津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大学之间可以相互竞争、相互激励，激流勇进。第三我选择了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刚教授的调研为视角。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精神的传承。正是这些小的切入点，我们才可以看到背后的大主题，用这些细节告诉观众庞大的信息圈。

　　记者：《有个学校叫南开》使用了“实景再现”的拍摄方式，给观众很强的代入感，您在《五大道》时就开始用了。

　　祖光：这是我们的独创。情景再现的方式很多纪录片都在用，一般的情景再现要去影视基地，比如横店。从《五大道》开始我采用实景。既然拍的是近代史，是租界，为什么不直接到五大道去拍呢？这样更能拉近与历史的距离，让观众仿佛回到历史中，有纪实美学的氛围。也正是《五大道》的成功经验，在《有个学校叫南开》中我用得就更加驾轻就熟。

　　记者：您一直注重海外汉学家对天津城市文化的研究和评价，在《五大道》中就是这样，在《有个学校叫南开》中您再次走访了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亨利·莱文教授，为什么会一直关注海外汉学家对我国文化的研究呢？

　　祖光：现在我们提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国际眼光、国际视野。这种国际视野怎么来呢，一是我们本身要有宏大的格局，二是要听听海外学者的评价，从他们的视角去品评我们的文化会更加客观。另外，我们也应该大量阅读海外学者的观点，看他们对我国文化的研究成果。我觉得要有兼容并蓄、吞吐百家的眼光和胸襟。

　　纪录片是记录时代的相册

　　也是深入灵魂的思索

　　记者：从《五大道》开始，您的纪录片风格有了转变。

　　祖光：对。我原来拍的纪录片都是大题材文献片、政论片，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传播范围并不广泛。我总结经验，觉得是我们的拍摄手法存在问题。所以我要创新，要让纪录片传播得更久远，更符合受众的审美。于是我开始国际化转型，改变了从前的宣教理念，而是把观点埋在作品中，把主题思想“磨碎”分解到人物和事件中，这时再次折射出来的主题思想，与当初的光芒其实是一样的。《五大道》被观众熟知，也印证了我这种方式的成功。费孝通先生的十六字“箴言”我特别有感触，他说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觉得什么时候一个民族能到这种程度，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怎么才能让我们的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首先要有民族文化的内核；其次要兼收并蓄，吸收外来文化，这样才能走向繁荣。

　　记者：《五大道》和《有个学校叫南开》中的解说词都是您自己写的吗？

　　祖光：大部分都是。我年轻时就爱好写作，我觉得写作能表达思想，久而久之，熟能生巧。我的解说词都是我的心语，自然而然写出来。我原来的纪录片也会自己写解说词。1993年我拍《丰碑》，尽管当时写的解说词有一点朗诵的性质，但感情非常真。我的每部作品都是用心与作品吻合，拿心去叩问，我这个人比较容易动感情，那时候没有电脑，我在写解说词的时候，自己流着眼泪，稿纸都被泪水弄皱了。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纪录片这个领域？

　　祖光：上世纪80年代末，我发现纪录片作为载体可以表达思想。对我来说，这是它最大的魅力。纪录片可以让我们理性起来、自信起来、强大起来。我的每部作品都可以看到我的价值追求、精神走向。

　　记者：您认纪录片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祖光：纪录片是国家的相册，是记录时代的相册。它的核心要义依然是传播思想，传播正确的价值导向，也要有一定的反思。通过它可以理性地、冷静地观察社会，包括对历史和文化的审视，或是提取时代精神，为当下所用。我多半是去拍人文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同时关照当下现实。脱离现实的纪录片我不拍，那不符合我内心的价值判断。

　　记者：“技术不能成为纪录片的灵魂”，这句话您同意吗？

　　祖光：同意。纪录片既是人的眼睛又是人的大脑，也是人的嘴巴。它把眼睛看到的东西收集起来，输入到大脑中去过滤，最后形成观点，再用嘴巴表达出来。我觉得决定纪录片灵魂的是思索吧，纪录片的创作者其实也在纪录片里思索。

　　保证纪录片真实性的同时

　　也会追求好的形式感和精巧的结构

　　记者：在纪录片的整个环节中，您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祖光：发现者、传播者。说到发现者，是需要我去发现史料，发现隐藏在历史尘封中、隐藏在纷繁现实中的最具人性、最打动人心的力量，也是去发现最有时代价值的东西。说到传播者，是在我发现那些宝藏以后，我能把它们变成纪录片，用我的力量把它们传播出去。怎样才能传播得更好？需要我们修炼十八般武艺，包括动态叙事、麻花结构、时尚化语态，等等，这些都是表达方式，要为思想内容服务。想要完成一个现代的、国际化的作品，就一定要追着潮流走，甚至要超过潮流半步。我们也需要大量运用戏剧美学，现在我们会大量采用好莱坞的办法，表现矛盾、冲突、悬念、发现、坎坷、挫折、纠结这些元素，让观众由观剧者变为剧中人，让他们的情感随着我的片子波动，产生心灵上的碰撞。所以我的片子在保证真实性的同时也会追求好的形式感和精巧的结构，只有这样才是好作品。

　　记者：没有思路的时候，您会用什么方式激发灵感？

　　祖光：我这个人没有太多嗜好，对跑步、健身、旅游都没什么兴趣，但我喜欢读书。没有思路的时候除了发呆，就是读书。有时我也有些古怪想法，比如说我想拍一部反映微生物的纪录片，这就是我在读书时出现的灵感。微生物在某些时候会影响我们的社会，比如历史上的黑死病，因为这种病，一个古老的种族可能就灭亡了。微生物像是自然界一双无形的大手，在调控着世界的结构。我依然会用纪录片的方式把这个主题表现出来，其间包含扎实的科学依据，有大量的史实，不是只凭幻想。

　　记者：您会担心自己的创造力随着年龄增长不如从前吗？

　　祖光：会，肯定会。从科学角度来讲，创造力的基础和核心是荷尔蒙。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荷尔蒙激素会弱化，或者说你对周围的一切会失去敏锐的捕捉力，没有那种兴奋感了。创作可不是凭着娴熟的技巧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情绪的冲动，需要兴奋的情感。我也担心自己的创造力不如从前，但会尽量延续这个过程，让它能保持得更加长久。

　　记者：您的下一部纪录片还会以天津为主题吗？

　　祖光：会！我要完成近代天津三部曲，“一道”“一校”“一批人”。所谓“一批人”就是天津的历史文化名人。名字我起好了，就叫《迷津》。迷就是魅力，天津的魅力；津就是渡口，天津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枢纽之地，有说不尽的故事、讲不完的自信。天津的近代名人太多了，我要向全国的观众展现天津的魅力，继续提振天津士气，继续凝聚城市向心力。我也想让天津的观众看完这部纪录片以后能更有自信，激发大家的创新能力，激发天津市民“敢为天下先”的魄力。《迷津》还没开始拍，但文案已经在筹备了，第一季估计要拍一到两年。

　　祖光口述

　　纪录片早已融入

　　我的血液中

　　我的创作之路始于1986年，此前我在天津市科委的科技进修学院教务处做教学管理。我爱写作，有点文青的感觉。后来朋友告诉我，天津电视台文艺部招聘编导，你为什么不去试试？说实话我连编导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但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之后我去北京广播学院买了好多有关编导的书籍，自学了一段时间，最终凭着扎实的写作功底、良好的口才和现场应变能力通过了考试。

　　我比较喜欢有创造性的工作，进入文艺部以后，我组织了一次歌手大赛，也独立搞过春节晚会。我拍的第一部纪录片叫《走向世界的历程》，1990年播出，讲中国外贸史。这部纪录片被译成英、法、德、西四种语言，在米兰国际博览会上展示。

　　我这人做事有一个特点，做什么都希望做到最好。我只有大专文化，但就是凭着这种精神，我每做一个选题，都一定要弄明白、研究透，久而久之成了半个专家，知识结构也逐渐丰满。

　　1993年，我拍摄了纪录片《丰碑》，拿到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两年后，纪录片《中华魂》面世，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被主流媒体誉为“民族灵魂的颂歌”。2004年，我拍摄了纪录片《解读皇粮国税》，通过对历史上农业税的梳理，表现了土地、税赋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我每拍一部片子都会关照历史，用历史的眼光和当下的视角进行古今对话。除此之外，我还拍了《延安时代》《伟大的历程》《五大道》《有个学校叫南开》等片子。

　　我这人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就喜欢拍片子，觉得纪录片就是我的全部，就像我的血液一样。我一沾纪录片创作，血液流速就会加快，整个人就很兴奋。我觉得，当一个人的事业和兴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整个人就会很幸福，事业也会有所成。对于我来说，纪录片是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当我看到我的作品可以给社会带来一些力量，可以带给人们一些思考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努力就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