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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左)与高莽，摄于2013年6月29日。
作者：谷羽
秋雨连绵，心情沉痛，在为高莽老师送行的日子里，很多往事涌上心头……
高莽是我国翻译界和文学界的大家，《世界文学》主编，多次荣获国家和俄罗斯的奖励。初次认识高莽先生，是在37年前，1980年4月，武汉大学举办马雅可夫斯基研讨会，那是我头一次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会期三天，没有机会跟高莽先生说话。会议结束，武汉大学外文系派车送我去火车站，高莽恰巧要去车站接一个人，于是我们两个人坐进了同一辆汽车。感谢命运赏赐的机遇，20分钟，相互交谈。我说：“我知道您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我给你们投过稿子。”“什么稿件？”“克雷洛夫寓言。”“哦，那稿件是我处理的。我们不发表寓言。你喜欢翻译诗歌，以后保持联系。”
大约两个月后，我收到高莽先生来信，信中介绍将要编选翻译《苏联当代诗选》，附带一份近三十个苏联诗人的名单。他建议我挑选三个最喜欢的诗人，每人选译三到五首诗，然后把原文和译文一道寄给他。当时我挑选了丽玛·卡扎科娃、斯麦利亚科夫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作品。以后又翻译了马尔夏克、米哈尔科夫等诗人的诗作。
记得1982年秋天去北京统稿，就在高莽老师家里聚会，当时他还住在和平里，筒子楼两居室的单元房。那次聚会，我认识了丘琴、苏杭、顾蕴璞、蓝曼等好几位著名诗歌翻译家，还有军旅作家、喜欢诗歌的朱春雨。中午吃饭，高莽老师熬了一大锅稀饭，从附近的包子铺买来很多包子，大家边吃边聊，气氛轻松又热烈。丘琴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谷羽，你是我们的小老弟呀！”当时听了，非常激动，至今印象鲜明。
1984年，《苏联当代诗选》正式出版。高莽先生是我走上诗歌翻译道路的引路人。诗集出版后不久，高莽来信说，诗人公刘喜欢你译的诗，问谷羽是什么人，在哪儿工作。他给了我公刘先生的地址，我给公刘写了封信。得到著名诗人的认可与肯定，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接下来，高莽主编《苏联女诗人抒情诗选》，再次给了我机会，我选译了丽玛·卡扎科娃的14首诗，收进了这本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诗集。
上世纪80年代末，高莽跟卢永福、孙绳武先生筹划编选小白桦诗库，他又推荐我进入译者名单，那几年，我翻译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将近百首诗，我知道高莽也翻译了这位诗人的几十首诗，就提出两个人合出一本诗集。高莽说：“你应该出一本自己的译诗集了。”他的宽宏大度、为人着想，让我特别感动。我请求他写序言，他慷慨应允。这本诗集名为《一切始于爱情》，高莽写的前言里有这样一段文字：“谷羽同志作为学者到苏联进行考察去了，留下这部译稿让我代笔写篇前言。我义不容辞。我很高兴写这篇前言，一则是谷羽译诗态度认真，他邀我写前言的盛情难却；二则是我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还算熟悉，在一起谈过诗，拉过家常，在一起朗诵过诗还谈及过他的诗集在中国出版的问题。过去，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诗的中译文散见于我国报刊，这次，作为一个集子出版，就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位在苏联很有声望的诗人的创作特色。”
高莽先生的前言，是对年轻译者的提携扶植，也是最有分量的激励。1988年11月至1989年12月，我到列宁格勒大学进修，在那里拜访了丽玛·卡扎科娃、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伽姆扎托夫等诗人，还有汉学家切尔卡斯基，他们谈起高莽都是赞不绝口，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忠实可靠的朋友。
1991年，高莽开始编选翻译《普希金抒情诗全集》，这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普希金诗选》的继续和完善。高莽老师不仅收入了我此前翻译的两个年代(1821、1832)的38首诗，又让我补译了过去无人翻译的48首诗，共计译了86首诗。他在编者前言中逐一介绍12位译者。其中，这样介绍我：“谷羽，1940年出生，是本书译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已年逾半百。他在天津南开大学执教。他译过很多苏联当代诗人的作品。最近他翻译出版了罗·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诗集《一切始于爱情》。前几年，他在苏联考察期间，与俄罗斯朋友合作，把我国新诗译成俄文发表，有效地促进着两国诗歌创作的交流。”此外，他还介绍了我对普希金的抒情诗的认识以及翻译心得，充分体现了长辈学者对后来者的关爱和栽培。
2003年，我63岁正式退休。不久，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来南开大学讲学，他告诉我，有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值得翻译，那就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集体编著的《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1890至1920年代初)》。后来经他推荐介绍，敦煌文艺出版社获得了这套书的版权，出版社邀请我主持书稿的翻译。我感到自己能力有限，给高莽写信，希望他能主持翻译。高莽回信说：“到了你这个年纪，应该做一件大事了。”我不便再推辞，就请他做顾问，并给这套书绘制插图，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让我想不到的是，他画了38个诗人和作家的肖像，每一幅都多画了一份，寄给我保存，说以后翻译可以做插图使用。谁都知道，当今的国画家，是以平尺论价，一幅画动辄上万元、几十万元！高莽老师却无偿地送给我那么多肖像画，这是何等的无私与慷慨！今后还会遇见这么高尚的人吗？想到这里，就忍不住泪水流淌。
在我为《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出版时改定的书名)撰写的译后记《同心协力 架桥铺路》中，我效法高莽先生的做法，对25名译者逐一做了介绍，这是高校的学者，花费两年时间，共同完成的四卷本共计195万字的学术著作。这套书，同样浸透着高莽的心血与寄托。
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我应约到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书，那所大学的外语学院有俄语专业。在那里我有幸认识了淡江大学教授吕正惠先生。他酷爱俄罗斯文学，我们俩曾有两次长达四五个小时的畅谈，非常投缘。当他知道我手里有高莽翻译的阿赫马托娃长诗《安魂曲》时，立刻跟我说，希望跟高莽先生联系，他要在台北出版这本书的繁体字版本，原来他不仅是大学教授，还是人间出版社的发行人。为此，他筹划了一套名为《外国文学精品系列丛书》，说到做到，从2011年起，先后出版了高莽翻译的阿赫马托娃长诗选《安魂曲》、抒情诗选《我会爱》和《随笔散文集》。高莽对吕正惠先生的工作很满意，对他写的序言也很赞赏。吕正惠到北京拜访高莽先生时，得到了精美画册《高莽的画》作为酬谢之礼，让他感到喜出望外。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三本书的出版，我都担任了校对，为高莽的译著出版，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2013年6月，有一天，接到高莽的电话，他说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办画展，希望我去看看，因为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画展了。这句话让我有些伤感。我于6月29日一早乘高铁到达北京南站，小岚姐和小崟姐开车来接我，然后去农光里看望高莽，随后我们一起去看画展。文学馆一层和二层两个展厅，挂满了高莽为世界文化名人绘制的水墨肖像，大约有80多幅。其中的《巴金和他的老师们》，还有《赞梅图》都是篇幅超大的水墨画，占了两面墙。小岚姐跟我说：“原来放在家里，没有觉得怎么样，现在挂在文学馆大厅里，一看，还真好！”高莽说：“没有想到画了那么多。”是啊，他的一生每天都在工作，不肯随意空耗分分秒秒。记得他还住在昌运宫高楼里，有一次，我去看他，两个人站在六层楼的凉台上，俯视下面紫竹院公园里很多人在打太极拳，高莽说：“我要有他们这样的悠闲工夫该多好，可以用来看书、画画。”是的，高莽惜时如金，不然的话，怎么能又写、又画、又译、又编，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儿，一辈子顶几辈子过，他的奉献太大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越来越感受到他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巨大贡献和长久影响力。
10月10日10点，北京八宝山殡仪馆蓝厅，数以百计的亲朋好友赶来为高莽送行。高莽先生，您永远活在我心中，活在亲人、朋友、同事、学生心中，活在中国人、外国人的心中。您那豪爽幽默和朗朗笑声，像阳光一样，永远带给我们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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