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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报:权与理(刘泽华)

来源: 2017年11月7日 今晚报 第13版     发稿时间: 2017-11-07 17:08

  作者:刘泽华

  权力和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历史中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权力的中心问题是处理社会的利害关系,认识则重在讨论是非价值问题。然而利害与是非价值经常交织在一起,常常会出现权力干预认识或认识评论权力得失等现象。这样,权力与认识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冲突。权力膨胀和强化,必定要设法对认识加以控制和干预,甚至把认识禁锢在一定范围之内,不得越雷池一步;如果认识一旦触犯权力的规定,掌权者就会施以淫威。这一点从周厉王利用特务督察谤议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

  春秋以降,随着周天子的衰落,诸侯林立,互相竞争和争夺,逐渐形成舆论开放的局面。

  儒家力求道与王的统一,在道与王发生矛盾时,主张从道不从君,道高于君。道家崇尚自然之“道”,帝王则是等而下之者。《老子》虽然把王看为宇宙四大(道、天、地、王)之一,同时又提出,“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是被道、自然制约的。《老子》以道为根本,王只有从道才可安位。这样,在认识上就把君主与道分为二元,并且道高于君。法家在倡导君主专制上可谓诸子之冠。即使如此,他们也依照法家的理论原则对君主进行了品分。《管子·形势解》说:“明主之务,务在行道,不顾小物。”所谓道,即治国方略。墨子的重要主张之一是“尚同”,即“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即便如此,天子与理论仍为二元结构。在墨子看来,君主、天子都必须实行墨家的主张,否则便为暴主。

  权力与道理二元化的观点并不是所有君主都愿意接受的,他们更不愿意在实践上付诸实现。但是在当时的智能竞争中,为了招揽人才,有些君主或主动或被动地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种事实。他们把权力与道理分别为二。战国初年,魏文侯是力图大业、求改革和善招纳人才的君主。当时有位名士叫段干木,魏文侯再三延聘,委以高位,均遭段干木拒绝。魏文侯每次从段干木门前过,均“轼之”。轼,伏轼,装在车前面的横木。“轼之”是一种礼节,伏住车轼,目视马尾,表示敬意。魏文侯的仆人(驾车者)问:“君胡为轼?”魏文侯答道:“段干木不趋势利,怀君子之道……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魏文侯把权势、财富与道义、认识分为二元。前者掌握在君主之手,后者则可能为士人之长,是君主所不及之处。掌握权势的君主如果没有这种认识,就不可能启用贤人,也不会虚心听取臣下之见。

  孔子之孙子思是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之一。鲁缪公有一次问子思:“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大意是,古代具有千乘兵车的国君若同士人交朋友,是怎样的呢?子思听后很不高兴地说:“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大意是,古代人的话,是说国君以士为师吧,怎么能说与士人交朋友呢?孟子借此事发挥道:“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大意是,论地位,你是君主,我是臣下,我哪敢同你交朋友?论道德,你应该向我学习,以我为师,怎么可以同我交朋友?子思、孟子在这里都强调了权势与道义的二元关系。

  《战国策·齐策》记载齐宣王与颜斶的一次辩论,可作为权势与道义二元化的又一例证。齐宣王与颜斶相见,齐宣王说:“斶前!”(你过来!)颜斶说:“王前!”齐宣王很不高兴。左右大臣说:“王,人君也;斶,人臣也。”颜斶与王对呼是无礼的。颜斶答道:“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斶使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齐宣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于是围绕王贵、士贵,齐宣王与颜斶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争论。颜斶纵论古今,阐述了王固然拥有权势,但如果没有士人的辅佐和谋略的指导,多半要归于失败。齐宣王最后折服,表示愿拜颜斶为师。

  关于王与士谁尊贵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权势与道义、认识何者为贵的争论。从战国历史上看,许多君主并不接受权力与认识二元论或把认识置于权势之上的见解,但也有一部分君主接受了这种看法,在行动上则表现为尊士、尊师、尊理。

  权力与认识的二元化,对君主的权威和政治的运行可能带来麻烦甚至困难。如果当权者对两者的关系处理得好,对实际政治是绝对有益无害的。战国时期那些有作为、图改革的君主,大抵都敞开言路,尊重知识分子。

  权力与认识二元化对认识向深广方面发展是绝对不可缺少的。由于战国时期存在着权力与认识二元化的条件与社会气氛,对百家争鸣的发展与深入提供了比较好的环境,也可以说,这是百家争鸣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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