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11月6日电(记者 贾兴鹏)“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进入了新时代。”11月3日，在中央民族大学“第八届中国经济学前沿论坛(2017)”上，多位国内经济学者热议十九大精神，探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在谈到十九大报告中主要矛盾的变化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认为：一方面，人们需要的水平提高了，一些低端的消费品出现过剩情况；另一方面，很多人跑到国外买高端消费品、奢侈品，“这表示我们的生产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消费。”卫兴华表示，“既然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就应跟着变化。”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洪银兴认为，新时代的主要矛盾，要靠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解决，在谈现代化理论的时候，都是指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赶新型现代化国家的过程，“而新时代的现代化不是追赶，而是要赶超。”
如何实现赶超？洪银兴认为主要是依靠创新驱动，现已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都抓住了前两次产业革命机会：一次产业化革命让英国成了现代化国家，二次产业革命让欧美进入了现代化国家，而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
因此，洪银兴提出，中国只要抓住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以信息化产业推动现代化，就可能实现跨越。
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主要矛盾的变化呢？对此，南开大学原副校长逄锦聚教授认为，其实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顾海良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入了新时代，在关注主要矛盾的同时，也要历史地看待中国经济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辨证关系，更要看到它的继承性、发展性和创新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指出，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研究方向之一的宏观经济理论，实际上也在经历十分重大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宏观经济领域，经历了一些新的范畴，首先是2013年提出了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换挡期、发展动能的转换期，以及前期经济政策作用的消化期；2014年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2015年先提出五大发展理念，紧跟着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培勇认为，“把这几个方面的范畴连接在一起，用逻辑自洽的体系加以体会的时候会发现，它们的确是一脉相承的。”
辽宁大学教授林木西表示，他理解的社会主要矛盾中的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较大。所谓发展不充分，一是高水平的供给不充分，二是公共服务和民生改善不充分，三个是生态环境治理不充分。
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分析了目前中国的经济现状，并提出了严峻问题，中国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黄泰岩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没有建立现代经济体系，而现代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建立现代制造业。
黄泰岩举例表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是大力发展服务业，但制造业不行。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给制造业空心化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深刻教训，但对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国家却影响不大。
据悉，经济学者们还探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专家们认为，要立足新时代，从中国经验中提炼新概念，形成新范畴，用中国实践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念范畴的新内涵，构建起能够解释中国实践，并能够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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