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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教育界之道德家

来源: 天津日报 2017年9月6日16版     发稿时间: 2017-09-10 07:21

  陈鑫

  严修一生有两个方面最为人称道,一是教育贡献,一是道德风范,因此被称为“教育界之道德家”。(陈宝泉《严范孙先生事略》)

  对严修的道德品质,当时各派人物是有公论的。严修去世后《大公报》发社评,称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他的学生周恩来也曾说:“严先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好人。”历史学家傅斯年曾欲作北洋时期历史,计划单独做传者二十余人,其中以严修为“清正”列传之首。至于自袁世凯以下的北洋时期大小政要,更是将严修作为当代的严子陵(两汉之际隐居的高士),仰之弥高。

  严修的道德为何能得到各方认可?这里仅举他与袁世凯的交往为例,可大略见其风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严修自贵州学政任返,其时同年挚友徐世昌正在天津小站佐袁世凯练兵。严修前往拜访,乃“晤袁慰亭观察,畅谈”。(见是年四月二十九日日记)严、袁二人都有维新之志,一文一武,惺惺相惜。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请严修总理学务。据袁氏自称:“兵事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所为,予供指挥而已。”(陈宝泉《严范孙先生事略》)清末一项重大变革──废科举,正源自严修等对袁世凯的谏言,而由袁氏联合其他督抚上书,终于结束了历时千年的旧制。可见两人在重大改革问题上的共识。光绪三十四年,皇帝、太后死后,摄政王夺袁世凯之权,命其开缺养病。一时“旧识无敢与通音讯者”,时任学部侍郎的严修“独抗疏,讼言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于斥弃”。(《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掌故拾零》)严修还保荐袁世凯仍留外务部尚书任。疏上后,留中不发。袁氏出京,仅严修等寥寥几人送至车站。多年后,有人问起此事,严修答曰:“本为衰朝惜异才。”(《蟫香馆别记》)可见,严修不惜冒死上疏,并非仅为私交,更是为国家的损失感到惋惜。至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复出组阁,力邀严修为度支大臣、南北议和代表,民国建立袁成为总统,又请严修出任教育总长等职,均被拒绝。为避官,严修还自请率袁氏子弟赴欧留学。(1913年6月22日日记)及至筹安会鼓吹帝制,严修深感不妥,赴京面见袁世凯,“为大局弭乱源,为故人尽忠言”,力争国本。不想袁氏虚与委蛇,一意孤行。严修“遂绝迹于北海”,决不参与其事。(《范孙自订年谱》)等到帝国幻灭,袁氏退位,严修又第一时间前往看望、长谈。(1916年4月2日日记)据云,袁氏曾深自悔恨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禄者,乃真国士也……严范孙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张一麐《袁幕杂谈》)袁亡故后,严修赴京吊唁,并至河南彰德袁宅祭奠,以全朋友之交。

  有人以“冲谦淡泊,狷洁自爱”(《大公报》社评)评价严修品格,似流于表面。总观严修之待袁世凯可谓不因私谊乱国本,不以成败绝故交,严格区分大节与个人恩义。严修两次进谏(一谏摄政王留袁,一谏袁氏莫称帝)都可说冒着杀头风险,大义当前,奋不顾身,绝非退隐、自爱所能概括。严修一生“尚公”,他自己一心为公、遗世独立,所作所为不夹杂半点个人得失,确实当得起傅斯年所题“清正”两字。试观当时中国,如此者能有几人?由此一例,可见严修“道德家”之称并非浪得虚名。

  再说教育家。严修少年科举得志,二十四岁即中进士入翰林院。但他不以此为满足,他在贵州大力提倡新学,开办书局,改革书院,开风气之先。他奏请开经济特科,试图打破八股文对科举功名的垄断,被梁启超称为“戊戌新政的原点”。(《戊戌政变记》)而他也因此被守旧的老师徐桐逐出了师门。进入新世纪,严修力主废科举办新学。任学部侍郎期间,他主持全国教育改革,制定了中国首个国家颁布的教育宗旨,积极推动教育的近代化。息影津门后,他汲取各国教育经验,并将其熔铸于由严氏家塾发展而来的南开系列学校,与张伯苓等一起创造了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严修也被南开人尊为“校父”。在沃丘仲子所著《当代名人小传》(出版于1918年)中,严修被列为教育家之首。这在当时是毫无争议的。

  在严修身上,道德家与教育家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所谓身教重于言教。教育绝不仅仅是教授专业知识,只有教育家是仁人志士,学生才可能志存高远,如果教育者言行不一,又怎能要求学生以天下为己任?

  此处尚有一段公案需要说明。严修晚年,时逢新文化运动,新道德、旧道德、新文化、旧文化大有不两立之势。对此严修内心曾感到强烈的刺激,反思自己一生办学,写下“庠序莘莘人艳说,吾心功罪未分明”的诗句。(《诗存稿·诵洛见赠抒情宣德四绝句,读之感愧,依次奉答》)“未分明”者何?最重要的就是新旧关系,自己一向提倡新学,是不是有顾此失彼之嫌。经过反思,他认为“新学与旧学,交攻如对垒。我思不必然,实事但求是”。(《诗存稿·寿林墨青六十》)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严修再次在家中办学,创立了崇化学会,力图补偏救弊。在全社会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风潮中,严修却走向了反面。不少人对此不解,感到遗憾。有人说他晚年趋于保守,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还有人把严修思想的转变作为“维新史中一段公案”。(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

  其实如果深入其精神世界就会发现,严修并不是晚年趋于保守,而是在自我检讨后,坚持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正如陈宝泉所言,严修晚年之留意国学,与当年之提倡新学,“其用心正无以异”。(《严范孙先生事略》)严修从来都是一位儒家士大夫,即便在批判八股取士、力主维新变法的时候,严修也坚持儒家“义理”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儒学本就是入世哲学,经世致用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近代中国,要想经邦济世就必须变革、必须引入西学新学,这些与儒家的价值追求、文化追求并无根本矛盾。严修的主张是在中国思想体系内部生发而来,所以他从来都不主张彻底打倒旧道德、旧文化。但严修并不是执拗的卫道士。他宽容通达,承认信仰自由。严修乐于吸收世界上各种先进理念,就是为了取长补短改造中国。他的思想与民主、科学,与新道德、新文化是可以对接的。在他看来,新学旧学各有其用,均有“精英”,也都有“葑菲”“末流”,对待新旧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严修是一位实干家,即使遇到挫折也迎难而上,面对新旧文化冲突,他从没想过像王国维、梁巨川那样殉难,而是从点滴做起,探索实践。一个崇化学会也许不能解决新旧冲突的根本问题,但这是严修在生命终止前尽了自己最后一分力。

  用“新”“旧”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流弊深远。现在看来,严修的价值正在于他能够超越时代,摆脱新旧古今的窠臼,无论是被座师逐出师门,还是遭到时人误解,都不为所动,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也正是如此,才造就他“教育界之道德家”的独特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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