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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吴大任与哥哥吴大业、堂兄吴大猷就读于南开大学。他们品学兼优，理学院每年仅有的一个奖学金名额，一连四年全被大任和大猷包了。第一年属大猷，翌年被大任夺去，第三年又归大猷，第四年大任再次成为得主。大业在商学院表现也很优秀。三兄弟在全校被誉为“吴氏三杰”。
读研和留学
1930年吴大任毕业。这时清华大学创办研究院并开始招生，他和同班同学陈省身兴冲冲地去报考，双双被录取。陈省身随导师孙光远攻读投影微分几何，而吴大任在南开数学系系主任姜立夫的邀请下中断学业回南开当了助教。
吴大任回南开后全心全意投入工作。1933年7月报上刊登消息：中英庚款董事会招考第一届留英公费生。吴大任尚未考虑是否报考，姜立夫就来找他：“你应当去报考，这个机会十分难得。”又补充道：“董事会让我出数学题，我没有答应。”
吴大任马上领悟了姜先生这番话的含意。老师的期望鼓舞着他，吴大任去报考了。数学专业仅有的一个名额，被吴大任一举夺得。
秋天，吴大任和其他留英学生抵达伦敦时，英国的大学都已开学。吴大任想去剑桥大学，但当时相关的工作人员忙于解决容易联系的学校，迟迟未给他联系。别人都要上课了，吴大任还没有学校。后来有位在伦敦大学进修的中国留学生帮他联系了伦敦大学，吴大任只好进入伦敦大学，注册为博士研究生。
同年，吴大任给在南开的女友陈己同写信，邀她毕业后来英国。陈己同于翌年抵达伦敦，在伦敦大学注册为免试研究生，因时间不够，不能读学位，就选修了几门课。
中英庚款董事会规定：公费三年，最后一年可转赴其他国家。吴大任对伦敦大学的师资力量深感失望，打算第三年到德国。当时陈省身正在汉堡大学，吴大任写信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陈省身马上回信说，汉堡大学数学系蜚声世界，师资阵容十分强大，希望他来汉堡。
吴大任一心想在两年内拿到博士学位，第三年到汉堡。然而第一年都快过去了，导师们还迟迟未给他提出研究课题。他怕计划难以实现，决定宁可放弃博士学位也要去德国，于是提出申请把博士学位改为硕士学位，以便尽早去汉堡。
直至吴大任来伦敦大学将近一年，两位导师才为他拟定了论文题目。他仅用半年便完成了论文。本来只需一篇，但出于慎重他写了两篇。答辩会上，他将两篇论文分别作了报告，其中一篇既无讲稿，也无提纲，还解答了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答辩委员会的委员们深感震惊：“作论文报告不用讲稿，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哪里知道，不用讲稿、没有提纲，已是吴大任多年教研的习惯。
答辩顺利通过，吴大任获硕士学位，立即偕妻子陈己同奔赴心向往之的汉堡大学。
把“博士”藏在囊中
吴大任夫妇来到汉堡，陈省身兴高采烈地到车站迎接，并带领他俩在汉堡大学跑了一天，将食宿问题一一解决好。
1935年吴大任的公费留学只剩下最后一年，他得到补助金，能在德国再延长一年。本来吴大任可以申请读博士学位，但若读博士，就必须修一年半的副科课程。陈省身、陈己同都劝他申请学位，吴大任却坚决不同意：“这样做论文的时间就少啦，我只要学会做研究，有没有学位没关系！”
吴大任的口气非常坚定，谁对他都无可奈何。于是，吴大任夫妇作为访问学者在汉堡大学听课。吴大任听了三位数学大师的课，感到收获颇丰，是一种极大的精神享受。有些大师讲课能收放自如，举重若轻，令吴大任为之倾倒。
汉堡大学首席教授布莱希特给了吴大任一个很有分量的研究课题。吴大任完成后，布莱希特非常满意：“你进行得这么好，我很高兴。你为什么不申请学位呢？”“我只有半年时间，来不及了。”吴大任回答。
布莱希特又给他另一课题，比前一个意义更重大，许多人做过都没能做出来。两个多月后，吴大任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布莱希特赞叹道：“你几乎把一切都做完了。”
布莱希特再次问他：“你论文都有了，为什么不拿学位？中国人不是很重视学位的吗？”吴大任答道：“我在德国仅仅还有两三个月，时间不够了。”
布莱希特深为其惋惜。其实有导师帮忙，本来一切还可补救，只是吴大任性格过分认真，对学位也淡泊，又急于如期回国，所以用陈省身的话来说，他是把“博士”藏在囊中了。
饱经时代风霜
抗战期间吴大任在南方任教，1946年重回南开。天津解放后吴大任被任命为南开教务长，1961年又出任副校长，他必须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管理工作中。此时吴大任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不仅课讲得精彩，科研也取得突出成果。为了服从党的安排，吴大任不得不放下自己钟爱并大有可为的专业。周围人都替他惋惜，而他却处之泰然：“这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啊，不是我做就是别人做。”
1956年吴大任给在美国的陈省身写信，请他回国工作。陈省身也有此心愿，无奈当时中美关系紧张，国内政治运动不断，他担心自己不能适应，所以认为回国时机尚未成熟。
经过“大跃进”、三年经济困难，南开教学秩序被打乱，教学质量下滑，校党委决定全面整顿，由教务处拟定一个新学则──《南开学则》。到了“文革”，这个学则被批判为“黑学则”，吴大任为此吃尽苦头。
教育部认为高校1960年招生过多，质量下降，要求各校把这个“大肚子班”彻底整顿。1962年，南开在吴大任的领导下，想尽办法，调整课程，加强辅导，灵活执行三门不及格留级、四门不及格退学的规定。经反复核减，淘汰了30名学生，对离校学生进行了妥善的安顿。
“文革”中，吴大任受到猛烈冲击。批斗、戴高帽游街、殴打、抄家、隔离以及种种人身侮辱他都经历了。这给吴大任造成很大的思想压力，但渐渐就习以为常，后来竟变麻木了。
老同学再相会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陈省身抓住时机回国访问。吴大任刚刚摘掉“牛鬼蛇神”帽子，尚未获“解放”，但由于工作需要，被派往北京接待陈省身。他俩已三十多年未谋面，相见时都很激动。吴大任为老同学所取得的杰出成就由衷高兴。陈省身与他促膝谈心，表示愿将最后心血贡献给祖国。吴大任欣喜万分，承诺一定为好友在国内开展学术活动而尽力。
吴大任回津后，一些亲近朋友担心同名声显赫的老同学见面是否会对他产生刺激，问他有何感想。吴大任回答：“很好，我们是真正的朋友，谈得很多。”然后又说，唯有一事他感到对不起老同学，那就是当陈省身提出“你为什么不请我到你家看看”？他一时无言以对，因为住宅早被霸占，他们夫妇俩带着孙子仍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里呢。
陈省身回国，与吴大任形成的鲜明对比引起议论。人们说，大学时代他俩成绩不相上下，有时吴大任还要超过陈省身，而如今处境差得这么远，让人感慨。特别是吴大任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行政工作上，以及那场劫难对他身心的严重摧残，令人愤愤不平。吴大任却平静地说：“行政工作也很重要，也得有人做，不必计较个人得失。”
人们常拿陈省身与吴大任相比，为吴大任惋惜。吴大任自己却认为：“陈省身只有一个，不是谁都能比的。”
不久陈省身要回母校访问。消息传来，学校连忙给吴大任又是搬家又是装饰房子，并到处借家具，好营造出一个像点儿样的家居环境。有位朋友便同吴大任开玩笑：“当年你若留在欧洲，母校今天也会这样欢迎你的！”
吴大任马上正色说：“话不能这么讲，今天我是以主人身份接待客人。当年选择回国，我永不后悔！”
不计个人得失
人们每每谈及“文革”中那些“左”派都无比愤慨。唯独吴大任淡淡地说：“红卫兵是受蒙蔽的！”“那些人是胡闹，是无知！”“人无完人，不必苛求。”仅此而已。他从不记恨那些给自己造成巨大身心伤害的人，这很符合他做人的一贯原则──向来主张“宁使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
吴大任退休后对教育问题进行思考，向中央提出了许多有分量的建议。与此同时，吴大任潜心从事经典数学译著工作。他说自己没能力搞科研，但从事数学教学几十年，中外文具备一定基础，又有翻译经验，愿在有生之年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他完成四部译著。
1990年吴大任应某出版社再三请求，与陈己同合译一部数学“天书”。工作十分艰辛，两位八旬老人认真严谨，这部译著实际上已是再创作。
陈省身由于在微分几何上的卓越成就，1984年获国际数学界的最高奖──沃尔夫奖，被尊为“微分几何之父”。吴大猷l983年出任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长，因他著作等身，有“中国物理学之父”的美誉。
老同学、堂兄声名大振，相形之下吴大任就显得默默无闻。经常有人这样对外介绍吴大任──“陈省身的同学，吴大猷的堂弟”，这种屈居人下的称谓使他的亲人未免不快，而吴大任自己却报以憨厚的微笑。吴大任那纯净的心灵总是阳光灿烂。
1997年吴大任病逝。在缅怀这位南开先贤时，最打动人心的是原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李原的悼词：“历史给了您过多的忧虑，过多的创伤。而给予您的尊敬和荣誉太少，太少，尽管您并不计较。”简洁深刻的话语概括了吴大任的高尚品格，也勾勒出这位优秀知识分子那饱经时代风雨的坎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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